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转折
时间：2021-07-12 08:02: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事关我们党和国家建设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党深刻反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上的拨乱反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并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性转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得到了兴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时期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按照新时期的路线和方针，加强了各行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全党的努力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明显，但也留有遗憾。
一、开创时期的界定与思想政治教育大转折的原因
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了新的飞跃，那就是产生和形成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孕育科学的理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实践，推动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催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驱散了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阴霾，广大人民从灾难、浩劫中解放出来。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党的工作经过两年徘徊后，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开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复杂的形势，既有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又有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留下的严重的消极性和破坏性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平与发展明显成为反映世界基本特征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战略性意义的问题。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对内求稳，对外思和，便成了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在“文革”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刺激国人神经的是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周边国家也发展起来。巨大反差使一些人不禁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内容、原则、方法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使思想政治教育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林彪和“四人帮”鼓吹“政治冲击一切”，将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无所适从，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发挥作用。他们拼命鼓吹“顶峰论”“天才论”，混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非；宣传“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煽动“打倒一切”，破坏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针和原则；极力鼓吹“假大空”，破坏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滋长了严重的弄虚作假的作风，形式主义泛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受到了严重挫折。
在上述背景下，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合当时国际大背景，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这一抉择，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大转折的表现
1.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拨乱反正中起步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揭开序幕的[1]p216。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一次全党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拨乱反正，逐步恢复了自己的优良传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方位。1976年以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任务的进程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随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文章明确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澄清了是非，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打破了过去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冲破了禁锢人们头脑的“左”倾思想的藩篱，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p220。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展，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拨乱反正全面完成，还需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我们党过去的历史做出全面的总结，特别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左”的错误，并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历史要求下，邓小平亲自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决议》回顾了党在建国前28年的历史，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总结过去是为了统一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决议》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对毛泽东同志以及“文化大革命”作了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解放和统一了全党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决议》的通过和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完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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