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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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忧官僚主义泛滥；二忧教条主义盛行；三忧修正主义上台。尽管不同时期毛泽东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但他始终对这三大祸患抓住不放，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不改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某些具体论断可能过时了，但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依然有很多合理的元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忧患意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1-0013-07
基金项目：2009年度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2009BDJ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云峰(1972—)，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政治家。他不仅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而且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具有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时刻警惕来自各个方面的对政权的威胁。迄今为止，学界对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有少数几篇论文对此进行了专题论述，如安建设的《毛泽东的未了“情结”——兼论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青山的《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演进分析》(《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郑以灵的《毛泽东忧患意识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6期)、徐锋的《论建国初期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刘德军的《毛泽东执政党思想作风忧患意识》(《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等。其中安建设的论文最有分量，该文依次叙述了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所始终具有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丰富内涵。当然这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对于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的研究应当继续拓展和深化，研究视角完全可以多元化。笔者在认真研究毛泽东晚年的大量文献后发现，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忧官僚主义泛滥；二忧教条主义盛行；三忧修正主义上台。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忧官僚主义泛滥
毛泽东是官僚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曾像毛泽东那样，对官僚主义进行了那样尖锐、彻底和不妥协的斗争，没有谁像他那样发动了那样频繁、激烈和规模巨大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要在党内、根据地政府内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称官僚主义为“极坏的家伙”。他也早已考虑过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是否会重蹈旧政权覆辙，因新一轮的官僚化而变质的问题。在延安时期他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干部深刻汲取李自成政权败亡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使党面临着严峻考验，能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经受住权力地位的腐蚀，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将直接决定着中共能否担当起执政的重任，在“进京赶考”中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为了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克服和清除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的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51年12月，党中央作出决定，要求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运动。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3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并且严令：“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此，全国很快又展开了“新三反”运动。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他的尖锐言辞让老百姓听了特别解气：“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春季，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一些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发扬革命传统，保持革命精神，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靠职位、靠老资格吃饭。同年4月，党中央发动了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虽然整风运动后来发生了逆转，但我们不能因此怀疑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真诚愿望。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于执政条件下官僚主义存在的长期性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他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面对官僚主义日益泛滥的趋势，毛泽东表示了深深的担忧。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的深切忧虑是他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他曾经明确地说过：“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然而，尽管在“文革”中党政机关被冲得七零八落，老干部几乎普遍挨整，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的担忧并未消除，反而与日俱增。1976年3月，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