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发展与解决模式
时间：2021-07-11 00:0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文章认为，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非常重视，一经注意，关怀一生。其认识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建立了不同的解决模式，其核心是围绕土地问题，根本手段是依靠政治解决。毛泽东善于体察民情，注重调查研究，其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解决模式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启示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问题认识发展解决模式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党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识最深刻、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众多论著中，“人民”“百姓”“大众”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我们认为，这正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人民大众”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系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①。斯诺在三十年代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②。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及农民问题的深刻了解与研究，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及基本观点
毛泽东对我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周恩来曾说：“五四以后，毛泽东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随后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当时，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能再去搞乡村呢？”③这说明，建党初期毛泽东是集中精力搞工人运动，并忙于国共合作工作的，尚未顾及农民运动。
从１９２５年开始，毛泽东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开始集中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及党内存在的分歧，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发挥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认识不同。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这“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力”④。这就更加促使毛泽东注意农民问题的研究。从此，毛泽东把农民问题作为他终生关心的重要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⑤，“农民就是中国”。在中国，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把握了中国的命运。“因此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农民必须为工业户的产品提供市场。”“农民必须做到独立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⑥。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土地问题；（２）地租问题；（３）田赋问题；（４）高利贷问题；（５）苛捐问题；（６）昂贵的工业品与低廉的农产品；（７）天灾；（８）资本匮乏；（９）政治问题；（１０）文化问题；（１１）失业问题等。
毛泽东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深刻指出：贫农（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致力于土地改革的伟大实践，立志从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出发，解决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从１９２８年及其以后的历次土改中，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到合作化的生产形式的确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这一思想发展过程。
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发展及解决模式
毛泽东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不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著作或共产国际决议，而是立足中国实际，开展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得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发展及解决模式主要应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此期间，他还担任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起草文件，发表演讲或报告，指导农民运动。这些著作、演讲、报告等集中论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阐明了解决农民政权问题、武装问题及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指出，广大农民遭受地主阶级的重租、高利贷、重捐等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帷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⑦。要推翻这个基础，广大农民是乡村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民主势力。“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⑧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⑨的重要思想。这就批评了惧怕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会影响国共合作的错误倾向。
农民是生产和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他指出，因为农民要求解除剥削而热烈参加革命，作为生产主力军的农民就“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10是“革命势力的基础”11。后来，毛泽东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概括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2他还说，贫农、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3。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对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态作了详细分析，强调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力量。贫农等半无产阶级和中农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种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4。这就明确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建立农民革命武装，推翻地主阶级政权。毛泽东指出：“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5因此，农村的革命首先就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要推翻地主政权，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否则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政权。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水平，基本代表当时党的水平。当年瞿秋白评价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家都代表三万万九千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16
第二阶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民人口总数的１０％的地主、富农掌握了７０％－８０％的土地，占农村人口总数９０％以上的贫农和中农却只占有２０％－３０％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半地主式的富农对广大贫苦农民实施残酷的封建剥削。农民缴纳的地租一般占劳动成果的一半以上，甚至高达７０％－８０％。地租不但占有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夺去多数的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却缺少衣食不得温饱。若遇天灾人祸，则饿殍遍地，家破人亡。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特别是农村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和策略。党的土地政策经历过两种形式：一种是实行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革命政策，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变为农民所有。另一种是实行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由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团结全民族一致抗日，我们党主动放弃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规定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采取着两种形式的土地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团结抗日，为解放农民壮大革命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为了正确指导土地改革，毛泽东对农村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进行了概括：“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7在党的土地革命总路线的指引下，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农村９０％以上的农民投入土地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第三阶段：１９５０年６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抓住了依靠农民的关键问题，符合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不仅是策略的成功，更是实践的成功。１９５６年二三月份，毛泽东亲自调查和听取了３４个部委的情况汇报，从而产生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强调要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用这种方法来积累资金搞工业化，我们不能犯那样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在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这种区别于苏联的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形式仍然是个体的小农经济。这种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力量单薄，生产落后，难以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难以抵御灾害，难以采用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新技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避免农村两级分化，为了满足人民生活和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党和政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地把分散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保证。
在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十分强调自觉自愿与互利的原则，把它看作合作化运动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通过典型示范，自愿互利，国家帮助，绝大多数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毛泽东对农村进行深入调查，重新对农民阶级进行划分，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党委紧紧依靠贫农、新下中农和老下中农，而把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作为团结的对象，对富农则采取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把消灭富农经济和改造富农结合起来。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经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这样可以使农民“逐步的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的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18。
第四阶段：１９５７年起，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我国争取１５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即建立一个以农村为基础，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的人人平等的新村的设想。
基于这种认识，１９５８年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并没有明确。除了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之外，在实践上仍然按照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形式，结果创造了“一大二公”单一所有制形式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和以下高指标为特征的“两本账”计划经济模式，取消自留地，限制搞家庭副业，不仅农民在土改时分得的土地在集中经济的名义下又重新被剥夺，从事半奴隶式的集体劳动，干活“大呼隆”，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窝工混工现象十分严重，而且连农民的家庭日常生活（不能在家做饭）也受到了限制，农民的积极性遭到严重的挫伤，农业生产急剧下降。１９６０年，全国粮食产量和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大都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其中油料作物产量仅达１９５１年的一半，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的全面危机。在这种困难情况下，１９６１年国家被迫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以后的十几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影响，又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等，政治运动不断，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增产，但却一直徘徊不前，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饱尝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带来的后果。毛泽东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和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退却。但是，毛泽东认为经济生活出现的严重困难是工作中出了毛病，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其绝不能动摇”的框架下艰难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