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始末
时间：2021-07-10 12:0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全国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干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其中涉及柳河干校、咸宁干校、沙洋干校的文章最多；而当年名噪一时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较少提及，影响人们对“五七”干校的整体把握与全面认知。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个人回忆录、口述资料及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试对中办“五七”干校的历史命运作一揭示。
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毛泽东一直强调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干群关系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建国后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国家便于集中力量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但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建国后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外，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改造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把整风与干部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同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当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到1960年前，中国至少有上百万干部下放到基层参加体力劳动。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享有特殊待遇的。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防止中共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毛泽东在60年代前期发动了一场遍及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大批的领导干部到基层去蹲点，与社员群众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当时毛泽东尚未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1966年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从中央到基层哪一级都有“走资派”，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都有“走资派”。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强调了军队搞生产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契合了1958年他办人民公社的设想。于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作出指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 在这个“大学校”里，干部不仅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要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与批判资产阶级。这表明毛泽东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的思路已初步形成。
1968年下半年，各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对于各级革委会的组建，毛泽东有明确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响应毛泽东精简机构的“最高指示”，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级革委会机构精简的力度非常大。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的18%。实际上，由于军队干部加入各部委机构并占用一定编制，原干部的留用还要少于18%。各级革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也进行了力度不同的机构精简。于是，因精简而产生的大量闲置干部给干部安置带来了难题。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有大批的干部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黑五类”，被关进“牛棚”。 当“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后，各地的造反派忙于夺权，无暇顾及这些牛棚中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于是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据笔者估算，全国至少有几百万这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安置如此庞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各地采取了将他们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等多种方式，其中建立“五七”干校是接纳和安置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之一。
为了落实“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当时正在为如何安排闲置干部苦思良策的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甚是高兴，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于柳河“五七”干校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各地各部门纷纷仿效柳河干校的做法，先后创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便是其中之一。
中央为中办“五七”干校高规格地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
中央办公厅在选址办干校时，江西省进贤县是首选之地。其一，江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源头之一，相当多的国家部委机关、大学、科研机构选择在江西创办干校，如外交部上高干校，地质部峡江干校，一机部奉新干校，二轻部分宜干校，中侨委进贤干校，北大与清华的鲤鱼洲干校。其二，中办主任汪东兴是江西人，建国后还曾下放到江西担任过副省长，并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于在江西办学情况较为熟悉。其三，进贤县交通、自然等方面条件比较优越。它毗邻南昌，号称“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有32万亩水面的全国最大县域内湖——军山湖和11万亩水面的青岚湖，如此大的水域却没有南方湖泊常有的血吸虫。毛泽东在听取汪东兴选址汇报时，对进贤水域没有血吸虫给予了充分肯定。
于是，1968年冬，中央办公厅第一批下放人员来到进贤，开始创建“五七”干校，1969年1月2日正式建校。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共中央服务的办事机关，“五七”干校创办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干部轮流下放锻炼的效果，对全国其他干校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该校的创办。毛泽东曾专门谈到中办“五七”干校：“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干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存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