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国家空间”理论探微
时间：2021-07-10 08:02: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国家空间”虽然是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一个新命题，但其理论体系都与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国家批判范畴密切相关。事实上，当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国家观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六册计划”后三册中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空间逻辑时，他的国家空间思想可以被确证存在。同时，马克思关于国家空间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论述也是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马克思；國家空间；资本关系；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A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5.0014
国家不仅是一种统治工具，还是一种空间形式，它以地理疆域、领土边界为现实的物质载体，以弥漫其中的各种关系为内容，形成一种权力空间、制度空间和“由暴力所确立与组成的空间”[1]280。无论是远古的部落联合还是古希腊出现的城邦，作为国家的最初形式，它们都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存在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形式发展到今天就成为现代国家空间。诚如德勒兹所言，国家空间自它产生之日起直至资本在其空间结构中确立主导地位之前，一直都呈现封闭自守的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开始走向开放，作为权力、制度的空间，它既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又是资本积累遭遇障碍时克服障碍的手段，这主要通过调整空间关系（包括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来实现，因为“积累的国家调节（资本主义内部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关系）乃是资本流通、剥削的组织必要条件。”[2] 在未来社会中，“国家空间”必然向社会空间回归，它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形式存在，成为一种“解放的空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国家空间”概念的提出
“国家空间”的概念是在上个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空间转向”运动之后被提出的，当时的空间理论家主要将国家和城市看作空间的社会组织，并研究其中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
吉登斯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时空结构和权力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空间结构具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存储功能，因而也就具有相应的资源聚集和配置的权力，随着“时空分延”而在社会中延伸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占有和分配的关系）亦是权力关系延伸的表现。同样，作为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在其著作《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中说道：“然而，实际上，空间—时间母体的转换是指社会劳动分工的物质性、政体结构的物质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实践和技术的物质性，它们是空间―时间各种表征的真正本源。”[3]26普兰查斯利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将国家的本质空间化地理解为“制度性的实体”，力图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指向对空间和时间的一种唯物主义阐释，以创立一种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在普兰查斯看来，“空间—时间母体”就是指“地域—传统”，即历史形成的国家疆域领土，它是国家存在“逻辑上的先取权”，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存在的“先决条件”。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生产在空间中的并行展开，“空间—时间母体”在两个向度上呈现出来：与前者相联系的是空间断裂，权力关系存在着闭合和边界；与后者相联系的是空间延展，生产过程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因此，“现代国家无限扩张的过程也是确立民族统一的过程，现代的征服不同于过去，不再是连续同质的空间统一，而是通过填补鸿沟实现征服。民族国家同质化差异，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压碎各种民族性，消磨土地的崎岖，把一切囊括在领土之中。”[3]99-107苏贾认为，普兰查斯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但又同列斐伏尔一样试图改造马克思，“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未曾窥见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存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化。这种空间化是与社会的劳动分工、国家体制的物质性以及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各种表现紧密相联的”[4]181。其实苏贾对马克思也有较深的偏见，这根源于他始终认为“《资本论》中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一直被包裹于各种简单化的假定：一种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4]130。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会生产出一个“抽象空间”，在这个抽象空间中充满了资本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因此这个空间成为政治工具，而空间实践就成为一种政治行为，空间本质就是国家空间。他指出：“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5]50列斐伏尔甚至将阶级斗争引入国家空间，“今时更甚以往，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5]50众所周知，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国家观的核心，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生产理论中重申了马克思的国家观是他在另一层面对空间政治性的关注，正如他指出的，“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核心的权力将自己置于其他权力之上并且消解其他权力——在此空间中，自我标榜的‘主权’国家排挤任何其他的民族性，并在这个过程中摧毁这些民族性；在此空间中的国教禁止其他一切宗教；在此空间中具有权利的阶级主张抑制所有的阶级差异。”[1]281在对这种权力体系建构的论证基础上，列斐伏尔在其《论国家》中将国家与空间辩证联系起来，并列出具有马克思国家影子的三种国家空间形态：作为自然空间生产的疆域性国家；作为社会空间生产出来的制度性、政治性国家；作为精神空间生产出来的表征性文化性国家。[6]224-225
在哈维看来，全球化背景下的帝国主义是一种“资本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帝国主义政治，但它已经与资本积累联系起来。资本积累要靠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来实现，这种“非对称性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在空间中形成一体化的垄断力量，进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以及榨取垄断地租等不合理行为。通过破坏运转良好的平等竞争和交易环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特定领土在其他领土受损害的情况下受益，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幸福”[7]26。新帝国主义弱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军事手段，转而利用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进行帝国的空间扩张，并通过“时空修复”的手段实现资本积累。权力的领土逻辑强调权力的地区性集中，国家就是以政治和外交的地区逻辑为基础，并以修复地区边界为任务的空间组织；权力的资本逻辑则强调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不断流动，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和国家空间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