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国家—民族”理论
时间：2021-07-10 08: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基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民族地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民族关系。国家治理的理论是深化认识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机制；项目则是中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国家通过财政支付和项目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体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国家治理；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制；国家—民族
【作 者】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81；柴玲，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北京，100081；陈楠，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北京，100081；殷鹏，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辑，北京，100733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029 - 007
一、导 言
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它直接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民族事务作为国家公共事务与政治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何摆正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这是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为此，笔者通过梳理近代西方和现代中国形成的民族理论，于2015年在《广西民族研究》第4期发表了一篇论文——《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简称《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该文创新性地提出在民族理论要找回“国家”的角色，要充分体现“国家—民族”关系中国家的主导地位。文章并提出“国家—民族”之间自上而下的“伞式”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在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有很深的契合。[1 ]
文章刊发之后，引起了政府和学界各方的关注和讨论。既有国家民委相关领导的重视，也有民族学领域内学者的支持，当然面临着各种质疑和商榷。《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文章写作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全面、系统部署民族工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拓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中深刻阐释的重大政治原则。[2 ]
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的民族理论需要有新思想、新思路和新举措来回应。为此，我们在《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一文的基础上，有必要从国家治理角度进一步阐述和深化“国家—民族”的理论。本文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以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制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在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民族地区的关系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进而说明国家在民族地区治理中是如何发挥其主导地位的。我们研究意义在于，在国家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创新民族理论，全面梳理“国家—民族”之间的多层关系，能够进一步促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对于深入贯彻理解和贯彻中央精神，推动民族政策设计与时俱进、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家治理视角：中央与民族地区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家治理通常是指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3 ]强调贤德的君主要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太平。中国古代的边疆与中央关系、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是一种“边疆服从中央的主权权威，中央承担起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道德责任”的儒家式政治伦理原则。在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的关系、各级地方政府与当地各民族的关系上，中国呈现出“统一多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近代中国是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其取向不是要摧毁大一统的国家结构，而是要以新的现代制度体系替代传统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整体转型与现代化发展。[4 ]17-62
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中摆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国家是民族产生的前提，是各民族人民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伞式”社会，这一特征也体现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之中。[1 ]伞式关系是用于观察“官方”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工具。影响少数民族地区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只“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中央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庇护”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形式（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并且，这种“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表现。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政府扮演了比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下的政府更多的、更积极的角色。[5 ]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工作顶层设计，愿景是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径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以聚居的主体民族为主体管理地区事务，维护少数民族权益，促进地区发展；中央政府有责任积极帮助和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发展。[6 ]民族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增强其系统性、体现其整体性、实现其协同性，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
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局”。其中，“党政”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色与制度性优势。在民族事务社会治理的主体上，要充分发挥“党政”已有的社会治理网络，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与各种群众性的社会团体。通过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分配能力，培育和扶持各种社会性与民间性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吸纳各种民族性、宗教性组织社团，动员社区力量、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民族事务的社会治理。[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