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兴起\危机与转型
时间：2021-07-09 00:02: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出口主义；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国家转型；东亚；杰索普
[摘要]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是东亚奇迹及其危机的两种主流解释理论。当代著名学者杰索普指出，这两种解释理论都预设了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解释贴近于东亚现实，但更需要被超越。在重新阐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之后，杰索普将东亚奇迹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出口主义积累策略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并批判地分析了它们的兴起、特征、危机与转型。杰索普关于东亚奇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角色及当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5－0028－08
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奇迹”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形成了许多的解释理论和分析范式，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长期以来，二者总是处于互相质疑和批判当中。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超越发展型国家”的热烈讨论。国家在东亚发展模式中的角色尽管得到了重新审视，但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论仍持续主导着主流的争论。
比较而言，因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转型的独到分析而蜚声于欧美政治经济学界的当代英国著名学者杰索普，关于东亚奇迹的动力机制及其危机与转型的解释和分析则更具合理性。在杰索普看来，经济奇迹时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可以归纳为“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他批判地分析了这种国家类型的特征及随后的危机原因，并揭示出这种国家类型的未来走向。杰索普对“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分析，或许可以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关中国国家转型的讨论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一、东亚奇迹及其危机的解释：新古典主义和发展型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奇迹”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同，东西方学者试图对东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及其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和解释，形成了许多互相竞争的解释理论，其中尤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最具影响力。
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第一代理论，并在其内部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是“自由市场论”。它将东亚经济成就的动力解释为“私人和民营企业对相当自由的没有价格扭曲的要素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并采取行动和努力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干预是不存在的”。第二种是“模拟自由市场论”。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指出，由于东亚国家先天缺少一个类似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市场体制，因此政府主导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制就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应当是非常有限的。
总的来说，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国家只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消极工具，如果说东亚后发国家需要由国家来培育或模拟一个现代市场体制是不得已的话，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体制建立起来后，就应该遵循完全的市场自由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去调节化。
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似乎并不符合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现实情况，由此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批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高度自主和强有力的国家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动力：(1)以发展为优先目标，由国家主导工业政策。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工业政策培养出某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并尽量排除这些产业的潜在国内竞争，而其他产业或部门则被抛入无情的市场竞争之中。(2)自主的、有效的威权主义官僚机构。威权主义的官僚精英及其国家机器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组织者和主导者的作用，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推动着经济增长。(3)密切的公私合营或政商合作。国家把企业家、劳动者和政府置于共同的合作计划之下，严密控制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并且积极推动大财团和大企业集团的形成。
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范式对“由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流行的商业传媒所支持的自由放任神话提供了一味解毒剂”。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发展型国家的神话。新古典主义批评发展型国家过度的政府干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商勾结，是金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学者们则认为，危机的根源正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放松了国家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投资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去调节化。杰索普指出，在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国家一市场一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范式下，长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观点，这常常体现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加尔布雷思式的争论，关于东亚奇迹的新古典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理论之间的论争只是其变种。
市场论者认为，“一种自主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与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以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的扩张超越其最小的(公共产品)功能(如防务和公共秩序)则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约束了社会流动，并最终限制了政治自由。”国家论者则认为，市场失灵不可避免，由此要求扩大国家干预和政府的经济职能，一个积极的、明智的、具有计划理性的、高效的政府能够识别和纠正市场失灵，从而能够指导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也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则走向了国家主义的极端。他们将国家视为具有绝对自主性的独立力量，“经济官僚可以按照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并能够使其得到贯彻执行”。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国家管理者而言，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显然更受欢迎。
在杰索普看来，发展型国家理论比新古典主义的解释更为现实，“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西方经济走的是市场中心的增长路径，那么后发的工业化东亚经济体走的正是国家主义的增长路径”。但它一方面把国家及其官僚精英的能力过分夸大了，另一方面又人为地扩大了国家与市场的对立。
由此，杰索普认为对东亚奇迹的动力及其危机给出一个更具合理性的解释，首先必须厘清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资本积累来说，市场与国家都是必要的功能条件。单独的市场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相反它依赖于在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由一些制度化的调节方式塑造的积累体制，国家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借助国家的调节，可以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关键性外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限制经济与政治竞争、阶级斗争产生的多样化影响，以及因经济危机与市场失灵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力量，国家干预也同样需要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些制度、组织和活动者的中介来调节自身的干预行为。总之，资本积累是否成功取决于市场机制、国家干预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