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历史变迁综述

时间：2021-07-12 08:0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伟大源泉和动力。迄今为止，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忽略的主题之一，对我国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精力甚至是生命，每一次历史变革的背后都饱含着艰辛的历程。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当前，只有充分认识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沿革，才能更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历史沿革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8）01-0018-05
　　“现代化”不同于“现代性”，它不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静态文明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当今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发展过程。[1]从狭义层面讲，“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即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其主要特征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广义层面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文明结构的不断再造，是包括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以自然经济、封建政治、儒家文化、小农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旧式文明结构开始被世界现代化浪潮冲破，“现代性”的新思潮开始受到了经世派精英们的广泛关注，并树立了学西方、谋自强的想法。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进行了一些工业化的尝试，现代化才由此正式拉开序幕，中华民族开启了具有创伤和变革双重作用的现代化历程，在有机会接受新技术、新制度、新思想的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经历战乱、屈辱和痛苦的沉痛代价。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领导国家的历史舞台后，中国的现代化才显现了全新的曙光，经过党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步入了新的历史高度。
　　一、现代性的挑战与现代化的萌动发展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此为起点，现代观念和制度以及现代化拥护者的不断出现，也使得中国社会在传统的知识范围和运作维度内遇到初步的对抗，这种对抗潜移默化的推动着社会的起步性变革。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1840年后，一批志于兴国的“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编写有关西学的书籍试图为如梦初醒的中国人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以真正认识到“天朝”与西方的发展差距，学习西方新知识，从而寻求有利于兴国安邦、经世致用的新思想。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停留在宣传和号召层面的尝试，并未实质性的付诸于国家现代化的行动中去。直到1860年前后，清政府的统治不仅被太平天国运动冲击的摇摇欲坠，而且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为了挽大厦于将倾，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具有眼光的如左宗棠、张之洞等具有洋务思想的人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洋务派”。他们在前人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人士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并学习西方的科技，以求自强。由于自上有统治阶级当权派的支持，下有思想进步人士的声援，这场师西方富强之术的洋务运动便顺利展开。洋务派创办在当时具有现代性质的企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建新式军队（海、陆军），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传播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实地学习西方风气之先，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得以发轫。
　　（二）戊戌新声促变革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无疑对洋务派实现自强的目的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打击。甲午战争的影响一方面直接加重了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一些进步人士图强的决心。这些精英人士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比以往更热切的主张向西方学习，而且把学习的内容由原来的仅限于科学技术延伸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他们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并且发起了一场试图打破原有封建统治体制的变法运动。当一种新的思想要求社会发生改变时，它与原有的旧思想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封建守旧思想也是如此。它们发生了激烈的正面交锋，并就变法的一些问题发生了论战。虽然变法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种新旧思想的较量实质上成为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想同封建落后思想的最初对抗。
　　（三）法制改革仿西制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摆脱困境，宣布实行“新政”，这里包含了许多废除传统的举措，如废科举兴新学、组建新式军队、预备立宪等，其中法制改革运动想要使中国开始向着西方的现代法制迈进。时任商约大臣吕海寰和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在推动法制改革时就指出：“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相同”。[2]自此，清政府便开始了效仿西方法律制定的运动，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之前，“六法”即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1911年作为宪法宣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均已具备雏形。从今天来看，当时的法制改革对于危难之中的国家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却反映了清政府中的有志之士们扬弃旧的传统法制转而向西方法律学习的决心和努力。这次法制改革运动留下的法律草案，成为了后来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高潮时代的重要参考范本。[3]
　　（四）革命浪潮覆旧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推动现代化的新倡导者和拥护者，其中很多人曾出国留学，期间直接接触和感受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因此对世界更为了解，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有更深的感悟。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推翻满清王朝的方法才能“免瓜分之祸”，取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沿革中，出现了新的代替物——革命，它的领导者便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5年，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即同盟会诞生，随后同盟会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直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并于翌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迫于压力，1912年2月，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标志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的覆灭，由此整个国家大到社会经济，小到风俗习惯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整体上是积极的。这也促成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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