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写作是跨越时空的对话

时间：2021-07-05 20:03:2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是对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作的一个极有意义的探索。文本写作采用对话和比较的方法展开，形成了具有传统中华文明特点的政治思想的知识谱系，阐述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知识论和方法论预设、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政治理性和应然状态的价值、各个朝代思想家依据各自应然价值原则对政治现实的评价与批评、各个朝代政治思想家的具体治国之道。这为我们掌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跨越时空;古代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8）12-0018-05
　　要将从先秦到晚清以来的近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做有价值的知识梳理，即便在当下大数据崛起的时代，也是一个艰巨的学术挑战。因为政治思想史著述不仅对研究者的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有苛刻的要求，也要求书写者必须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并找寻恰当的叙述方式。武汉大学张星久教授新近面世的力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就是国内政治学界对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作的一个极有意义的探索。张教授以其厚实的史学功底与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理论资源为基础，从容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丰硕成果，探求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系统完整的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知识谱系，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传统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书写方式。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佳作频出。张教授在其新作中，吸取了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贯彻了他所推崇地政治思想史的治学理念，即思想史的写作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对话或论辩是东西方人文思想领域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在古代中国，既有孔子与弟子之间地对话式讨论，亦有各个流派所进行的“百家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知识的累积与智慧的生成，就是这种持续对话或论辩的结果与产物。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书写，若不是建立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地对话基础上，留给读者的可能就只是断言片语的文献摘抄，而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知识再生产。为走出这种学术困局，张教授在新著中便采取了这种对话模式。
　　一、神入与超然：对话式写作的基本方法
　　在思想史的著述中，要体现对话式的书写原则，必须确立恰当的方法论。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视角有三种：一是在国内学界比较主流的外在主义的方法，即把政治思想看成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等客观环境的反映。二是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特劳斯认为，人类思想发展中存在普遍永恒的“观念的单元”，各种经典文本就是对这些“永恒观念”的阐释。三是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所力推的语境主义方法，在他看来不存在一般永恒的观念，理论、观念都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具体问题的应答，思想言说的含义是由思想家言说时的语境决定的，研究者的使命是超越文本，在语境中理解、还原作者意图。张教授在其新作中，吸纳各家之长，既从唯物史观出发，也注重对思想史具体人物的文献做情境式的认知，同时也试图发现贯穿所有思想家的核心理念的异同与流变，从而实现了三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
　　在唯物史观看来，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基于此，张教授在其著述中，对每个朝代的思想家们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比如“华夷之辨”，张教授认为，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与“四方”的分野，由此产生了中国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孔子在《春秋》中，更是将“尊王攘夷”、“内诸夏外夷狄”视为春秋大义的基本原则。但是这种观念随着朝代更替和民族融合，开始超越种族和地域意识，中华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认同。在魏晋南北朝时，中原不仅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还遭遇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此情形下，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一方面依旧坚持“华夷之辨”，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赋予了中华新的内涵。唐代王通在撰写《元经》时就突破了“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模式。宋代谢镇之提出“华夷同贵”主张，反对将夷狄视为鸟兽的狭隘主张。在张教授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家华夏观念的演变，既是客观形势所迫，也是基于历史经验对儒家文化影响力自信心的体现。由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转变，就与朝代更替有了逻辑联系，而不是将观念更新悬浮于唯心史观的空洞解释中。
　　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同时，张教授特别强调了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兩个思考向度，即神入与超然。何为神入，“就是进入思想家的背景、情境，去理解其文本中的思想，亦即移情式理解”①。只有进入现场，才能了解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比如，作者在论述南宋功学派领袖陈亮的政治思想时就认为，陈亮的英雄主义的事功理论，不仅是陈亮对宋代对外政治羸弱的时代回应，也是对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学派的空疏无用之学的批判，同时他个人的生活坎坷、怀才不遇，也造就了他言辞犀利的文笔，以及崇尚英雄霸业、着力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值取向。此种神入式地研究，本质上是将斯金纳所推崇的情境主义研究方法，用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有益尝试。这种情境式写作，要求著述者前期对海量的相关历史细节的梳理，否则就只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空泛之谈。
　　何为超然，就是“出乎其外，在理解思想家的思想、问题的基础上，跳出其个人的背景、情境，从人类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总趋势上，站在今天的政治学知识平台上，进行‘概念化’处理，进而理解前人思想的地位和价值”②。张教授此新著最具新意之处也在于超然，即在每一章结尾部分，将每章所涉猎的思想史话题置于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如在本书第七讲的结尾部分，就把朱熹所推崇的义理、陈亮所推崇的事功之争，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联系起来，指出两派各自的价值所在以及偏颇之处，进而得出相关结论。应该说，这种讨论与思考，为我们拓展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重新审视传统中国思想的现代价值，提供了有想象力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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