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调适理论视野中的城市商圈党建：理论脉络与研究议题
时间：2021-07-05 16:00: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城市商圈党建，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性主要呈现在组织方向和地域/空间两个方向。城市商圈党建属于地域/空间方向的基层党组织调适范畴，它逐渐从社区党建的架构中独立出来，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党建工作领域，与“社区党建”和“工业园区党建”并列，成为“区域化党建”在城市地区的三种主要形式。城市商圈党建主要在两个方面创新了党建手段，一个是“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组建和运行，一个是商圈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的强化，即再造“服务型党组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城市商圈党建；政党调适
中图分类号：D0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6）03-0077-008
面对单位制的式微、非公有制部门的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的大量涌现、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大和新城市空间的大量出现，城市基层党组织探索以住宅区、商务楼宇、大型商圈、专业市场、工业园区等地域/空间单元为依托开展“区域化党建”工作。在城市商业/商务区中开展的城市商圈党建，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城市商圈与城市住宅区有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功能，因此与已经关注较多的社区党建相比，城市商圈党建具有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成为近年来一些商业活跃、城市管理有效的城市所开展的重要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但是对这一议题的政治学视角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政治学中的政党调适理论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城市商圈党建研究的理论脉络，并提出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进行城市商圈党建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
一、政党调适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研究
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政党调适理论，认为一个政党体系 （party system） 的弹性 （resilience） 和调适性 （adaptability） 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要比政党数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拥有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系统地吸纳新社会阶层的政党体系。在调适阶段，单一执政党必须调整与四类新社会力量（技术-管理官僚、各类社会利益集团、批判性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大众团体）的关系，并在新的社会体系中重新定位自己，才能达到“调适”。S.P.Huntington，“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in S.P.Huntington & C.H.Moore （eds.），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New York & London：Basic Books，1970，pp.3-47；S.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420-432.亨廷顿的研究，开创了从政党和政党体系的角度研究威权主义制度的视角，以及动态观察政党调适性的理论观点。
（一）中国共产党调试性研究的理论脉络
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性，已经成为在中国政治领域中受到一定关注的研究议题。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性研究呈现出两个研究脉络：其一是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research）的脉络，其二是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脉络。李春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多种研究路径的述评》，载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0页。
第一，规范性研究的脉络，以论证和建构党建实践为基本目标，体现出把学术研究和建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延续着中国社会科学界较强的规范性研究的传统，党的政策研究部门、党校、高校内的政治学和党史党建研究专家，把学术研究和实践建构紧密结合起来，他们或从特定的学术理论出发进行演绎推导，或在对现实党建工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既进行了政党调适方面的学术理论提炼，也紧密结合当前党建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党建实践进行了价值性论证并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对策建议，从而以研究推动党建工作发展。比如王长江从政党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党内民主、党管干部等方面吸收现代执政党的执政规律。王长江：《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考》，《理论前沿》，1998年第4期。林尚立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不但要从自身的逻辑出发，也要立足于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现代化。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3期。胡伟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理论和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胡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逻辑与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唐皇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调适策略是意识形态创新、组织建设与制度变革的有机互动，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调适性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等等。
第二，经验性研究的脉络则以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能力这一客观现实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为基本目标，强调经验描述和理论建构，而较少进行价值性论证或提出政策建议。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党校的政治学者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调适策略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经验研究，另一方面也在与比较政治学理论对话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究中国经验对于理解列宁主义政党体系乃至威权主义政体的总体理论意义。在海外学者研究方面，狄忠蒲 （Bruce J.Dickson） 首先把“调适性”的概念引入中国共产党研究，还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吸纳机制。B.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B.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UK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则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在调适与萎缩两种状态中的动态平衡。D.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Washington，D.C.& Berkeley，C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郑永年从党内竞争与党内参与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再生产和转换能力。Y.Zheng，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Culture，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0.这些研究首先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外政治学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忽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认为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化的研究预设，转而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调适性。一些中国国内政治学者的研究体现出相似的路径，着重于对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经验分析与概念提炼。比如景跃进提出，面对村级民主选举、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增长等现实挑战，中国共产党分别采取了转型、吸纳、渗透等调适策略。景跃进：《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年第1期。周建勇从政党转型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规模与构成、意识形态、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对社会的适应，周建勇：《中国共产党转型研究：政党-社会关系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