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略性的“通道转兵”
时间：2021-05-25 20: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西进通道是战术性用兵的产物，通道会议是当时中央核心层“三人团”面对严峻敌情、失败的阴影、自信心的丧失、基层的不满和高层的争论而不得不开的一次临时会议。从通道会议決定的内容上看，从通道转兵贵州是唯一共识。至于到贵州后何处何从是没有共识的，因此是一次战术性用兵。
关键词：通道转兵；非战略性；战术性
1933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长征在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之后，占领了湖南通道县城。基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的推动和紧迫严峻的现实威胁，经时任主要领导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同意，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对于是否召开过通道会议，现在基本没有争议。现在的争议有三点：一是召开时间通道会议的召开时间有人认为是11号，有人认为是12号，有人认为从11号夜开到12号。二是会议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军委扩大会议，如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认为是毛主席要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有人认好是“中央领导人会议”，有人认为是政治局会议。如刘录开在《也淡通道会议的事实与性质》一文认为是政治局会议。三是会议的地位，有人认为是战略性转兵，如怀化地委党史办和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在《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探讨》中认为“是一次战略转兵”。本文认为通道会议后红军的确改变了主力运动方向，放弃了北上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暈薄弱的贵州方向进军。然而，对于这次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通道转兵”，是什么性质的转兵，本文认为通道转兵是一次非战略性转兵，只是一次战术性的转兵。认清这个问题对于通道会议在党史和军史上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长征中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重新崛起的时间、地点，进而能更好认识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与伟大意义。通道转兵是一次战术性而非战略性转兵的主要理由是：
一、从红军当时的处境看，西进通道是战术性用兵的产物
到通道后，贵州是可能性最大的生路，有战术转兵的必要性。
西进通道是战术性用兵的产物，现有史料证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初的目的地是在湘西会同县的洪江地区（洪江原属会同县）建立根据地。陈云、李维汉的回忆说 “早在渡湘江时，红军就已考虑经资源、大埠头出城步”，往西北方向直达湘西北上去洪江地区。但渡过湘江后，红军才发现敌已占大埠头。“估计全（州）敌十六、十九师主力将经大埠头向我尾追，桂敌主力将采取由兴安、大溶江口、灵川，向龙胜的并行追击，并企图在龙胜实行堵截……刘（建绪）、薛（岳）两敌主力则将经新宁到武岗、城步、绥宁堵我前进”。处于湘桂敌的夹击和尾追中的红军要想径直到洪江同二、六兵团会师几乎不可能。12月3日红军总部即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面对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无法直接到达预定的新根据地洪江地区。不得己只好要求，“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这就是说红军沿湘桂边境西进通道以南地区是基于战术上的考虑，先求生存再求发展。
红军还发觉，“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岗、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并拟追我入黔”《军委致各军团电令》，1 2月8日电令中分析到敌“追我入黔”的企图。12月10日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这之后备军团陆续进入通道。从12月9日起，红军总部就已命令前锋军团侦察警戒西通黎平入黔道路。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十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要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去。如果再往北，就有全军覆灭之灾。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毛主席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部队就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
总之，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被迫放弃出城步直奔湘西的打算后，只好沿湘桂边西进。到达通道时，面对北面的强敌就已经考虑过西进入黔问题，但又担心这是敌人的阴谋，处于犹豫不决的阶段。这次转兵是一次战术行动，之所以是战术性的行动，其原因在于红军到洪江建根据地的目标没有放弃，西进贵州是为更顺畅的到达北上的洪江地区。
二、从红军内部情况来看，湘江战役后红军内部的民意基础和权力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三入团”的威信在下滑，但仍权力在握，毛泽东虽再一次取得话语权，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控制权。
（一）湘江战役后红军内部的民意基础看
首先，从根据地出来的红军，经过两个月不间断的连续行军和恶战，部队极度疲惫。湘江一战红军九死一生。虽死里逃生，但损失惨重，士气极度低落，干部中不满情绪日益滋长。据陈伯钧日记记载；“连日山、地行军疲惫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甚至整班、整排、整，连均有落伍的。个别干部缺乏信心，因疲劳而，放弃工作等是主要原因。”其次，作为红军首脑核心的“三人团”和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领导威信下降。博古对红军的惨重损失痛心疾首，对红军的严峻处境颇感愧疚和无可奈何。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他多次看到博古拿手枪朝着自己比划。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对领导自己的指挥能力的动摇，自信心在下降。对权力的控制意志和能力在下降，但仍权力在握。再次，在领导层内部，周恩来回忆说“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对军事指挥不满，自湘南起至湘桂边，一直与“三入团”核心领导之间发生争论”。面对严峻敌情、失败的阴影、自信心的丧失、基层的不满和高层的争论。一切都显示党和红军固有权力结构在解构和重构之中。
（二）毛泽东作为新的竞争者出现了，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并未掌握时局的实际控制权
李德、博古为核心的中央决策人“三入团”的权力虽在动摇，但并未失去控制能力。我们前边已经知道，在到达通道之前，红军就已考虑经资源、大埠头出城步，往西北方向直达湘西北上去洪江地区。但渡过湘江后，红军才发现敌已占大埠头，不得已到达通道地区。到达通道后又发现通道北面严重的敌情和西进贵州可能的陷阱，博古等人犹豫不决。毛泽东作为新的竞争者的出现恰逢其时，“三入团”的犹豫不决为毛泽东等人提供说话的机会，但此毛泽东说话的分量有限，当时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若没有“三入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毛泽东难有那么多的支持者。当红军到达通道后，博古作为党的领导人和“三人团”的权力没有被剥夺，也不是那么好剥夺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一个有完整结构的体系。所以通道会议若没有“三入团”的支持恐怕也开不成。此时“三入团”的权威虽受到置疑，但在党和红军中依然令行禁止，红军并非一盘散沙。周恩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路开会争论。”争论结果是毛泽东的建议“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他们组成了新的“中央三人小组”。但这个新的小组没有法定权力召集开会，也没有得到当时的主要干部的支持，开会必须得到“三入团”的支持。若这个观点成立，“三入团”对会议的结果依然拥有最终的赞成与否决权。通道会议上，当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提出新主张时，说服了与会的多数人，也才分化瓦解“三人团”。而原来的“三人团”中除了李德强硬一些外，周恩来直接站在了“中央三人小组”一边，博古则同意了西进贵州的意见。李德回忆“飞行会议”（通道会议）时说：他在会上“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我们自己在他们（指敌军）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而且毛泽东的建议得到洛甫、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在这次会议上，李德理屈词穷，众叛亲离，愤恨不平的中途退场，不得不放弃了权力。会后博古和周恩来把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命令交给李德看。李德写道：“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内容。”体现“最后决定的内容”的命令即入黔命令，李德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经由贵州北上去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没有反对是的原因可能是通道会议只决定了入黔，并没有决定入黔后怎么办？所以李德回忆录都没说入黔以后的事。大多数参加会的支持毛泽东同志转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可能并没有支持毛泽东的建川黔根据地的主张。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毛泽东也没有那么机械的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机械行动。果真如此，就不会有毛泽东机动灵活的四渡赤水。博古为首“三人团”也没有那么冥顽不化，西进与北上的孰轻孰重不会完全无知。博古和李德也没有那么轻易放弃原则，因为北上洪江是当时中央的集体决定。所以虽然放弃了北上而同意西进，只是战术考虑，而不是战略性决定。因为李德和博古仍然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从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博古、周恩来的考虑看，西进贵州的动机在于贵州敌人兵力薄弱，“中央红军可在那里休整—一他们是这样向李德解释采取这一建议的理由的。”也与遵义会议决议一致，他们认为“红军要到了指定垃点（湘西），放下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从李德的角度看，虽反对.西进贵州，因多数支持博古最后也不得不同意。李德之所以没有行使否決权，按“三人团”当时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李德有事实的决定权和否决权。《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1期刊登的陈云同志的《关于黎平会议的信》中说：“我和刘伯承同志应博古的约，在洪州司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进军”。博古也没有谈到贵州后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博古赞成的是到贵州红军可以休整，以后还可从贵州出发也去洪江地区，没有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湘西会师的诉求。因此，当中央红军已经进入贵州境内后，博古、李德等人还以中央军委名义于12月14日电令“二、六军团配合中央向沅江上游活动”通道县关于通道会议的调查材料，并且使五、九军团之一部分约两干余人于12月15日“回绕湘南通道西南之播阳”，试图寻找到洪江地区的路径。所以当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后，鉴于中央和红军内部没有不一致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不能不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就下一步的目标、进军方向和权力行使机制作出规定。
总之，从通道会议決定的内容上看，通道转兵的唯一共识是向贵州进兵，到贵州后何处何从是没有共识的，因此是一次战术性用兵。198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曾记载，中央领导人在通道举行过紧急会议，但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后来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均不提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若通道转兵是一次战略性转折，而上述文件又不提这是值得回味。刘放呜认为北上战略经历一个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具体讲分为四个阶段：黎平会议改洪江根据地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力针：遵义会议改建立川黔边根揣地为云贵川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己改建立云贵川根据地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榜罗镇会议改建立川陕甘年根据地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因此，真正具有战略性转兵的是黎平。通道会议及“转兵”还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一次在中央争得了话语权，“通道转兵”拉开了以后战略转兵的序幕。
参考文献
[1]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M].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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