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家,杨杰的传奇人生

　　1937年8月2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在他的会客厅里，迎来一位身材魁梧、相貌伟岸的中国将军。他们坐定后，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就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畅谈了5个多小时。事后，斯大林以敬佩的口吻称赞这位将军是“卓越的战略专家。”这位受到斯大林高度赞誉的中国将军，就是与蒋百里齐名的著名爱国军事家杨杰。他在几10年的军事生涯中，怀着军事救国的志向，经历了丰富的战争实践，提出了深刻的军事战略理论，为中国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崇尚军事救国 少小东渡扶桑
　　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大理县，是一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文化古城。1889年1月25日，杨杰就出生在这座小城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杨杰在书院学习期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热潮。杨杰情绪十分激动，每天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不断思考一些大人们考虑的问题。他对人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样。”小小年纪能说出这样的话，周围人无不感到惊异。
　　1905年，革命党人的活动蔓延到了云南，在大理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宣传报刊，杨杰因此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军事救国”的朦胧想法。当时他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友人宋福昌：“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就在这一年，他从书院毕业，与同学一道步行前往昆明，投考京师大学。由于考期已过，他转考云南武备学堂被录取，从而迈出了“军事救国”的第一步。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清政府选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一年后，他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与蒋介石成了同学。
　　当踏上日本的土地时，杨杰被一种全新的社会景象所吸引，这里军事、工业发展呈现出的活力，令他十分惊讶。他暗暗地观察日本的社会状况，研究日本的强国之道。他深有感触地说：“五、六十年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它吃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苦头后，就派伊藤博文到欧洲留学，学到西洋人的本领，经过明治维新，把日本推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要想御侮图存，也应该向西方学习，发展工业，富国强兵。”当时，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十分频繁，经常深入陆军士官学校，杨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同盟会，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改造中国的愿望。
　　
　　
　　历经辛亥革命 参加护国战争
　　1911年秋，杨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兵科毕业。刚走出校门，就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立即打点行装，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援黔唐继尧部骑兵团长，授上校军衔。入黔时，原贵州都督杨荩诚号称10万之众，向唐继尧军发起反攻，杨杰受命率部与杨军在青溪、玉屏、铜仁一带展开激战，最终将杨军打垮，取得“黔东大捷”，被提升为旅长。此役，杨杰在军事指挥上崭露头角，得到唐继尧的赏识，时年24岁。
　　1913年冬，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杨杰随唐回到昆明。第二年，在同乡的介绍下，杨杰与前清光绪举人赵舒怡长女赵丕颀结婚。婚后，唐继尧为照顾其生活，派他担任了弥勒县知事。这是一个许多人都想谋取的美差，杨杰却大为不快，因为这与他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愿望大相径庭。但考虑到唐继尧的好意，他只好接受。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过得并不愉快。他的岳父此时恰好也在临县担任知事，他和岳父经常一起谈论政事。有一次，翁婿二人一起游览名胜东山寺，杨杰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一副对联：“再见东山，高卧不逢谢太傅；而今南诏，忧时大有贾长沙。”上联表示他有东晋名将谢玄一样的军事才华，但遇不到宰相谢安那样的知己；下联表示他有西汉文学家贾谊一样的忧时心情，但屈居低位，救国救民的抱负得不到施展，表露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1915年，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爆发了护国战争。对杨杰来说，这是改变生活，实现愿望的大好机会。他立即放弃了弥勒县知事的职务，拉起了一支由团警组成的、人数不多的队伍，响应蔡锷号召，加入了护国军，被编入挺进军黄毓成部，自己任该部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黄部原来没有基干力量，是由地方团警、新招募士兵组成的杂牌队伍，纪律松驰，组织涣散，武器装备简陋，只有毛瑟枪和鸟铳一类的枪械，战斗力非常低下。杨杰率部加入后，对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加强了军事训练，使官兵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转战滇、川、黔地区的一支劲旅。在与北洋军的作战中，这支军队一举打败了横行云南的龙觐光部，部队扩编为护国军第四军，杨杰担任了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此时的杨杰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北京政府论功行赏，杨杰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获三等文虎勋章，并被调入黎元洪大总统府，任咨议兼陆军部顾问。然而，杨杰看不惯段祺瑞、黎元洪、张勋等军阀的纷争，不久就辞职再回云南，出任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官，继续他对军事理论和实践的追求。
　　
　　满怀救国激情 再赴日本求学
　　初期的战争实践，使杨杰收获颇多，但他看到了国家在连年的混战中所遭受的创伤，深感自己军事理论的欠缺，总希望能得到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1921年，机会终于出现了。这年年初，被排挤入川的云南军阀顾品珍，羽翼丰满后杀回云南，赶走了唐继尧，掌握了云南的政权。为了增强实力，他决定考选一批现职军官、讲武堂学生、中学毕业生赴日本学习军事，并成立了云南陆军留日学生预备班。当时他听说杨杰的军事才干，聘请杨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兼预备班主任。杨杰认为，这是赴日学习的又一个大好时机，便欣然接受，并下大功夫对留日学生进行了半年的日语及基础课程培训。7月，杨杰率领20名留日学生，从昆明出发，途径海防、香港、上海，于8月初到达日本东京。他的夫人赵丕颀也同往日本。
　　杨杰的这次日本之行，心情并不轻松，他对自己和这批留日学生都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既希望能够学到日本先进的军事技术与理论，又希望能够增强对国家的责任感。他对学生作了悉心的安排，先将他们送入成城中学补习日语及数、理、化各科，后将他们分别送入陆军士官学校兵科联队。在入中学的训话中，杨杰对学生们说：“来日本学习，若单注意专业之修习，忘却这个国家之未来发展及其对邻国之野心，虽然学成回国，亦难适应国家未来的需要。”此后，他不断督促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1921年除夕，杨杰在学生聚餐会上又一次训话，他说：“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租界领馆遍布沿海及腹心内地，浪人间谍横行大陆，而我国人醉生梦死，毫不觉醒，军阀割据，政治腐败，而帝国主义经济及买办阶级，形成为虎作伥之吸血鬼魔……我等毕业返国，应本‘五四’运动之伟大精神，唤醒同胞，促进统一，以抗拒深入腹心、永无止境之强大敌人。”
　　在对学生寄予厚望的同时，杨杰也为自己制定了目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更深的军事理论。当时，日本政府对陆军大学考生的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其中一条是军衔必须在中尉至中校之间才能报考。而杨杰此时已是中将军衔，不符合报考条件。但32岁的他，为了进入该校甘愿舍弃一切，毅然向国内的军事当局提出申请，将自己的军衔从中将降为中校。得到批准后，他自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陆军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来，他的夫人赵丕颀也考入了日本女子大学，夫妻二人开始了艰苦的求学之路。
　　在4年的学习生活中，他与许多后来成为军界名人的日本军官同班听课，如臭名昭著的日军侵华头目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杨杰是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来为饱受凌辱的祖国寻求强国之道的。平日里，他足不出户，闭门钻研，除军事学科外，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哲学、伦理学、生物学等学科无不涉猎。他和夫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购买书籍资料。他的宿舍中挂满了各种地图，案上堆满了书籍，经常废寝忘食，理论水平飞速提高。一次，法国军事家霞飞元帅来陆军大学参观，学校特意选拔了几个优秀的学生以备咨询，杨杰就在其中。当霞飞询问他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见解，使霞飞大为惊异。事后霞飞说：“此人将来必成为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1924年7月，在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完成了学业，杨杰在他们即将回国效力的时候，再一次叮嘱他们：“日本国势之能蒸蒸日上，得力于本国明治维新后之种种改革……综合以上努力，完成其整军经武之实力，遂一跃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而首当其冲者，厥为蹋茸不振之中国。实为吾人应加以深思熟虑，急起直追之警钟，不可稍忽者也。”
　　送走了留学生，杨杰身上的担子轻松了很多，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和研究。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举行了3年一度的陆军大演习，陆军大学的学生全数参加，杨杰被安排到东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在为期一周的演习中，杨杰不分昼夜，调动了全身每一根神经，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从演习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武器装备的改进，到各军团的布置、战略行动、战术协同，他都仔细地作了记录，并认真地加以研究。他发现，日军之所以把演习的地域选择在关东平原，原因是它把未来的战争目标确定为中国，他对此忧心忡忡。演习结束后，他把所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想法，向中国留学人员作了详细的陈述，他结合日本的动向和中国国内的状况，力陈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性，说到激动之处，他言辞激烈，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就这样，杨杰怀着刻苦的治学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以后的经历中，他之所以能在用兵上独辟蹊径，出奇制胜；讲学上究流朔源，旁征博引，原因就在于此。
　　
　　驰骋北伐战场卷入军阀混战
　　1924年冬，杨杰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日本天皇为表扬他在学校取得的成绩，赐予他宝刀。日本当局仰慕他的军事才能，以高薪聘请他留日工作，但他不为所动，嘱咐妻子继续在日完成学业，自己则毅然回到祖国。
　　在日本学习期间，杨杰始终与孙中山以及广东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大本营参谋长许崇智等保持书信联系，还向他们提出过北伐前在长江以北中原地区建立军事据点的建议，得到采纳。因而，他的情况国内多有所知。当他回国时，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向他发出邀请，经孙中山同意后，他来到孙部任参谋长。在这期间，他在河南郑州筹建了陆军训练处，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现代军事理论为内容，对现役军官进行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他为第三军制定了一个以少胜多的作战计划，一举消灭了吴佩孚在洛阳的刘镇华“镇嵩军”，上下将士对杨杰都十分钦佩。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即将拉开序幕，广东革命政府急需军事决策人才，杨杰受命回到广东，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总参议，协助程潜制定作战计划。这年年底又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率军出师北伐。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之际，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整编，杨杰的第十七师改编为第六军，杨出任代理军长，随后继续北伐。这时，蒋介石对杨杰这位昔日留日同学十分欣赏，在军事上多次委以重任。从1928年开始，杨杰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这时的他，对战争的性质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只知道要在军事领域干出一番成就，因而每到一职，他都尽心尽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新军阀的混战中。
　　1929年12月5日，蒋介石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郑州举兵反蒋，蒋介石任命杨杰为第十军军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讨伐唐生智。杨杰率军出征，在河南大败唐生智，立下战功，随后出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
　　1930年5月，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鉴于杨杰的用兵才能，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随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战争初期，冯玉祥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沿陇海线向蒋介石部队发起全面进攻。鲁西北的石友三部队从兰州以北地区突破，逼近蒋介石在李坝集的总司令部指挥所。蒋介石多面受敌，又无预备队可以使用，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他连忙找来杨杰商量对策。
　　一见面蒋介石就说：“敌人攻势如此猛烈，我看应该从陇海线正面地区退却。”杨杰摇摇头：“总司令，敌军攻势正在猛烈之时，如果退却，必定会引起全线的溃乱，必须苦撑几天。”蒋询问道：“如何苦撑?”杨分析说：“西北军将领的性格是偏重稳打，不敢轻率冒进，只要用少量兵力实施反击，敌方就会停滞不前。”他停了一会又说：“我看可以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就是令第十九路军沿胶济铁路直取济南，切断阎锡山的后路；同时派人劝说张学良出兵保定、石家庄，切断冯、阎联系，而后诱敌深入。”蒋介石沉思片刻，觉得有理，点点头说：“好，就按你的计策办!”
　　当时，军中好友对杨杰的计策有些担心，私下问道：“战争能够打赢吗?”杨杰胸有成竹地说：“肯定会打赢的，我已打电报给南京何应钦，让他调派部分兵力及物资，等需要的东西一到，我军马上发动进攻，保管将他们的主力军消灭在河南地区。冯玉祥想到西北，不可能了。”
　　正如杨杰所预料的那样，蒋军采用小规模部队反击后，冯、阎大军不敢继续前进。蒋军得到喘息机会后，抽调兵力，直插济南，于8月15日占领济南，战局开始向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天津，使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底，冯、阎终于被打败，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次战争，树立起杨杰在蒋介石和其他高级将领心目中的威信。战争期间，杨杰的夫人赵丕颀因病在上海逝世，杨杰因倾注全力协助蒋介石指挥战争，而没有与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心里十分痛惜。蒋介石也感到歉疚，他多次嘉勉杨杰说：“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义，古今少有。你对国家的安危尽到了力量，对自己的家室没有尽到情义，真是忠义难全。望自保重，无为悲伤。”后来杨杰为夫人在南京设灵追悼，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以示哀悼。
　　
　　
　　出任陆大校长 赴欧考察军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因“战”与“和”问题产生了分歧，杨杰态度鲜明地主张抗战。1931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在会上，杨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陆军大学校长。第二年，国民党在洛阳又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杨杰被任命为参谋部第一次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蒋介石兼任国民党所有军政学校校长)。此后，杨杰在中央会议上多次阐明自己的抗日主张，发表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还为参谋本部拟定了《抗战战略总纲》，就是这个总纲，成为1937年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战策略》的蓝本。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华北，中国军民奋起抗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蒋介石命令杨杰主持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事务，杨杰满怀信心，积极筹划，准备在抗日战场上一展身手。他到达抗日前线后，立即制定了华北抗日作战计划，主张放弃古北口，诱敌深入，然后以两翼包围，一举歼灭敌人。然而，在华北指挥作战的亲日派人物何应钦和蒋介石一样，没有抗敌的决心，对杨杰的主张不予理睬，结果华北战事以失败而告终，杨杰愤然辞职。自此以后，他与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他性格耿直，不肯曲意迎合，嘴不饶人，到处责骂不抗日的可耻行为。引起蒋介石的恼火，一次次对他进行排斥，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陆军大学的建设上。
　　陆军大学是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最高学府，它招收中尉以上，少将以下的军官入学。杨杰认为，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特别是指挥官和高级幕僚，肩负国防重任，必须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经验。他常说：“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因此，他在主持陆大工作时，着力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在课程设置上，他博采广收，既广揽有实学的教官讲授古代战史、各国战史、陆军战术、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军队教育、后方勤务等课程，又聘请德、意、法、苏等国教官，讲授海空战术、装甲兵战术、化学战、筑城学、谍报勤务等现代军事课程。还聘请我国著名学者入校讲学，如马寅初讲经济学，萨空了讲社会学，夏鼐讲法学等。自己则亲自讲授《战争诀要》、《大军统帅学》等课程，并且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实地结合地形进行战术作业。有一次在上海，他指着金山卫对学生说：“一旦战争爆发，这里将是敌人看中的登陆地点，因为我对这里的潮汐、水位、地形都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果然，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不受重视的金山卫登陆成功。后来，每当谈起此事，当年的学生无不佩服老师的真知灼见。
　　由于杨杰的精心管理，陆大声名大振。每一期学员的结业典礼，都有国民党要人参加。有一次，汪精卫亲自主持结业典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莅临参加，他见到杨杰后热情地说：“我本人也将是你的徒弟，要拜拜老师啊!”说罢躬身长揖。后来，杨杰的学生回忆说：“杨老师才华超群，谋略过人，确是我国的军事专家。”
　　从1931年杨杰出任陆大校长开始，到1937年蒋百里接手陆大为止，这6年间，陆大共培养了近千名中高级军官，他们大多数成为国民党军中上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抗日战争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1933年11月，杨杰受蒋介石的委派，担任欧洲军事考察团团长，率团赴欧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军事考察。此次考察历时近一年，先后到过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捷克、土耳其、苏联、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国以及巴尔干诸国。所到之处，杨杰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和良好的军事素养，赢得了各国军政要人的仰慕和热情接待。在德国，希特勒亲自接见了他，被他非凡的气魄和见解所打动，问道：“中国如将军的人物有多少?”他答道：“比比皆是。”希特勒不停点头，分手时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赠给他。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听了他的谈话，深感佩服，将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一根马鞭馈赠给他。在英国，国防大臣为了检验他的能力，将一份伪造的国防计划拿出来，请他斟酌。他看后说：“阁下，这份计划未必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英国定要亡国。”国防大臣甚为惊讶地问道：“要是真的，应如何改?”他稍加考虑后，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同英国真的国防计划大同小异。国防大臣竖起大拇指连声叫道：“兵学泰斗!兵学泰斗!”在苏联，斯大林多次与他交换意见……
　　杨杰深知，此次考察要想把西方先进的东西真正学到手，必须全神贯注。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劳地来往奔波。对各国的军事工业、海陆空军基地、码头、机场、营房、学校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眼前的一切使他眼界大开，他的军事思想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回国后，他写了长达300多页近10万字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呈送蒋介石。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各国军事工业发达、国防稳固的原因，得出了“无论任何国家，其形态差异如何，政治结构如何……莫不以机械动力之多寡、精细、强弱以为标准”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振兴中国国防的四条原则：“整个国家之活动，均置于国防所要求之条件之下，拟定一整个的精密计划以作中心；依据此种计划，限期完成国防上最急迫的、最有力而又最经济的工具；励行工业革命，增加机械动力；极力将理论科学及实用科学两极之距离缩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坚强意志，团结精神，用跑步的方式，用实干、快干、硬干的法则，迎头赶上”的强国主张。
　　面对杨杰耗费巨大精力完成的报告和其中饱含强烈爱国激情的强国主张，蒋介石也不能不心悦诚服。他当即批准了杨杰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组织全国性的防空机构；规定全国性的防空警报系统；筹建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增加陆地测量队和购置航空测量飞机；完成必要的兵要地志等等。
　　
　　争取苏联援助 受命出任大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加紧了抗战的准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9天，蒋介石就在庐山召开谈话会，讨论御敌方案。在会上，杨杰以军事家的眼光，分析了中日战争的走向。他说：“日本目前有军阀与财阀之争，陆军与海军之争，陆军中又有少壮派与老年派之争，全国不是一条心；……以小国临大国，又不可能倾全力来犯；外交上既要与苏联为敌，又得罪了英、美，四面树敌，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我们不难打败日本。”他的发言，令在场的将军们心服口服。会后，蒋介石命令他拟定一份对日作战计划。
　　没几天，杨杰就将计划完成，他胸有成竹地拿给蒋介石过目，心想：“计划一旦被蒋认可，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非我莫属，到时，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军事才能全部发挥出来，用于抗战。”蒋介石将计划细细地看了一遍，只见计划中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构想，其中强调：“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步削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他边看边摇头，心里暗自思忖：杨杰的确有军事家的眼光，只可惜与中央的政策不符，中央认为，抗日战争只能是“速决战”。时隔不久，蒋介石就任命何应钦担任了统帅部参谋长，并把何拟定的作战计划拿给杨杰看，杨杰看后，连声说：“狗屁!狗屁!”知道抗战之路不会如想象的那样顺利。
　　日本的侵略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苏联政府表示，要用各种方式支援中国的抗战。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中国的方案。为了得到苏联的物质援助，国民政府组成赴苏考察团，以精通军事的杨杰为团长，与苏方进行会晤。当月25日，杨杰率团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在机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以及许多高级将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第二天，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杨杰，二人畅谈中国的抗日战争达5个多小时。在此后10多天的繁忙会谈中，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斯大林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度伏罗希洛夫通过杨杰向蒋介石表示：“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以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的伟大中国人民。”9月下旬，中国获得了苏联第一批军援物资，计有飞机130架、坦克82辆、大炮138门。看着长长的军列驶往中国，杨杰脸上露出了笑容。
　　杨杰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取得了如此大的工作成效，得益于他的外交和军事才能。考察团的团员夏禄敏后来回忆说：“他才智横溢，机警善辩，每值会议或宴会上，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掌故多，甚诙谐。杨对当时国民党当政者时有指责，对后生则多勉以勤奋好学，勿负国家，勿负民族。他和蔼可亲，故人皆乐近之。”
　　对杨杰的成绩，蒋介石感到十分惊喜，他在1938年8月，正式任命杨杰为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在杨杰的积极奔走下，从1938年至1940年，苏联政府先后为中国提供了4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不附带任何条件和抵押，并把中国抗战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燃料及其他军用物质，以低价折为贷款运到中国。此外，苏联还先后派出数百架飞机和2000多人的航空支援队以及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前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杨杰也坚决反对完全依靠外援，主张以自己的力量为主，通过调整国家体制，完成抗战大业。为此，他利用参观访问工厂、集体农庄、军事院校的机会，认真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以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反观中国，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说明了国家政策的失当。自此以后，他无论在与蒋介石交流中，还是在与其他人的探讨中，都明显表露出对苏联社会制度的向往和留恋。
　　杨杰的思想和言论，招来了国内许多人的非议，各种各样的传言不绝于耳。蒋介石也逐渐感到了杨杰思想的变化，他尽管对苏联的援助表示感激，但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蔓延，看得比抗战失败更加危险，因此不能容忍杨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是，在1940年初，他下令免去了杨杰驻苏联大使的职务。
　　回国前夕，杨杰拜会了苏联党政领导人。伏罗希洛夫亲切地说：“贵将军为人诚实负责，是苏联的真正朋友，予苏中之友谊有莫大之贡献，深不愿贵将军去而不返……”莫洛托夫也动情地说：“贵大使为树立苏中新邦交，巩固苏中亲善惟一有力者，深不愿此次拜访为辞行也……”杨杰平静地说：“余为军人，在疆场上杀敌为本人素志，但个人无选择工作之自由，一切行动听命于政府，来否未能预定。”几天后，杨杰乘机返国。
　　
　　力主积极抗战 与蒋分道扬镳
　　早在苏联的时候，杨杰就密切关注抗日战争的进程，不断地写信、打电报给蒋介石或国民党其他军政长官，为抗日战争出谋划策。特别是在战术手段上，他提出，由于敌强我弱，一定要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捎信给参谋一厅厅长张亮清，向他详细介绍游击战争的要领，并说：“如能在敌后方操纵义勇军，发挥游击战术，使倭寇稍受打击，亦国家之幸矣。”回国之初，他更把精力完全集中在了抗战上，继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各种抗日作战方案和加强中苏亲善，加强国防建设的建议。但此时，蒋介石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对他的建议不再理会。一天，蒋介石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交给杨杰，说：“你要好好读读，详细加批注，3个月后呈给我看。”意思很明确，就是让杨杰增加自己的修养，不要与国民党的意志相违背。
　　杨杰接过书时，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十分气愤。回到家他把书扔到一边，不再过问任何事情。3个月后，他把只字未读的《曾文正公家书》写上“按时送还”几个字，交还蒋介石。蒋看后大发雷霆，说道：“不可重用!不可重用!”此后只给杨杰安排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
　　杨杰对自己职位的高低并不在乎，只是感觉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一身军事才能无可发挥，心里十分着急，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对抗战的看法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一次，他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若是徘徊歧路，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联苏外交政策，必将成为波兰之续。”消息见报后，蒋介石大为恼怒，当天就派戴笠和宣传部长王世杰向杨杰问罪。杨杰回答说：“我发表意见，是意见，是要对国内提高国人的警觉性。”“记者问我时，我还告诉他们，此系私人谈话，不必发表。你们现在该把我怎样便怎样好了，你们回去告诉蒋介石，该办就办，我丝毫不畏惧的。”
　　此后，杨杰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兴师问罪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也没有因为害怕而收敛自己的言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杨杰继续发表议论，他说：“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的行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革命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这些言论自然会激起蒋介石更大的不满。自此以后，蒋介石不断秘密派出特务对杨杰的言行进行监视，这表明二人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
　　埋头研究战史 完成宏篇力作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压制了无数正确的抗战主张，埋没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然而，杨杰却不甘在这逆境中消沉，他要把多年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的军事思想整理出来，使之系统化，形成适合中国的军事理论。从1941年开始，他躲进重庆的寓所，埋头研究世界战史和中国战史，撰写军事著作。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孙武子》、《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现代国防的条件是什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是中国40年代较全面、较系统的大部头军事理论著作，它奠定了杨杰在中国近代军事领域的地位，杨杰因此被称作“当代军学泰斗”、“兵学权威”，成为公认的军事家。
　　在杨杰的著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防新论》和《军事与国防》两部著作。《国防新论》是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共分3篇：第一篇是国防“认识论”，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国防，阐明了国防理论的思想体系；第二篇是国防“本体论”，说明现代国防的种种形式和组织；第三篇是国防“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杨杰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他说：“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同时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政治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经济、军事、兵工业的腐败，进而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颓废，国家无御侮的能力，国防也就无从谈起。杨杰以精辟的语言和锐利的笔法，为人们描绘了理想国防的全景图，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国防的残破景象，这无疑需要足够的胆识和魄力。此书出版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半年之内3次再版。
　　《军事与国防》是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它是杨杰军事思想的又一部代表作。在该书中，杨杰论述国防和军事问题。他说：“社会生活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因素决定的。产生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所发生的大变革，……使战争和国防与人民的关系日渐密切；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不能进行；没有人民的参加，国防就无法建设。”“由军人的战争
　　从事反蒋活动 香港遇刺身亡
　　到人民的战争，由军人的国防到人民的国防，这便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人民’，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消灭了人剥削人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国防。无需引用他的更多话语，这已经足以表明杨杰在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与他的军事理论相结合所发生的思想转变。他的这些理论，显然与蒋介石片面抗战理论完全背道而弛，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蒋介石尽管明白这理论不可能主导国民党的军事政策，但他还是十分担心和焦虑，这样发展下去，与共产党的主张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潜心著述的过程中，杨杰对共产党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特别是进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几乎是一样的。为此，从1943年开始，杨杰就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和董必武对杨杰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对他本人也非常信任。当1943年杨杰赴欧洲进行短暂军事考察路经昆明时，董必武还让他将一封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转交给昆明地下党领导人刘浩。此后，杨杰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复旦大学参加苏德战争座谈会时分析道：“苏德之间，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够。”这是因为，“战争是角力，就是物质力与精神力的角斗，物质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则可以膨胀，也可以缩小。战争力是两种力量的总和，精神力一经丧失，物质力就会变成无用。”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夏令营对学员的讲话中，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欧洲、太平洋和中国3个战场，在分析中国战场时说：“胜利的关键仍操之在我。但日本军阀一意孤行，作最后的本土连接大陆的焦士战时，则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可。”这些观点，使听者耳目一新。
　　此时，杨杰对蒋介石的怨恨已经全然不顾了。1944年夏天，他为母亲奔丧时公开对蒋介石说：“我这次回家奔丧，请你不必再派人监视了。”蒋介石心怀鬼胎，但若无其事的说：“并无此事，你不要多疑。”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杨杰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与蒋介石仅仅是分道扬镳的话，那么抗战结束后，杨杰真正走上了一条反蒋的道路。
　　1945年10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下，杨杰、谭平山、陈铭枢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掀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他们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局势，研究措施。董必武曾经称赞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11月，“民联”响应“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号召，举行反内战大会，联名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和平建国。然而，蒋介石反人民的决心一定，内战终于1946年6月下旬爆发了。
　　内战爆发之初，总参谋长陈诚召集各报社记者谈话，他雄心勃勃地说：“只要3个月时间，可以击溃共军主力，五年内可以完全肃清残余。”事后，记者们又赶到杨杰的住处，请他发表意见。他们问：“杨先生，时局又起变化，为何不出来做点事呢?”杨答：“我近来多病，精神不佳。”又问：“杨先生每日喜欢念经拜佛，要求长生不老吗?”杨回答：“我不迷信成仙成佛，只求修身养性。”又问：“你看过陈诚将军对记者的谈话吗?”杨答：“看过了，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3个月打垮共军主力，5年内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10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杰坚信新中国必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他在反蒋的道路上更加坚定，更加充满信心。此后，他辞绝了蒋介石对他的拉拢，拒绝了李宗仁对他的邀请，留在重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1月，杨杰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当即表示：“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多得很，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作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可。”并断言：“不出3年，优劣势即将转化，中共必胜，国民党必败。”随后，他与闻一多、李公朴等人一起在昆明组织了万人大会签名，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随着杨杰反蒋活动的加剧，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他的跟踪和监视。一次，正当杨杰在中国银行会议室进行演讲的时候，一些彪形大汉出现在门外，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杨杰仍然态度从容的侃侃而谈，并故意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种种卑劣活动，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事后有人劝他说，一定要多加注意。他说：“多如牛毛的特务，象苍蝇一样地叮着我，他们要杀我，我就是躲也躲不了，怕又何用?但是，我想，正直一点的陆大学生，对我不至下此毒手。”此后，他仍然象往常一样，晚饭后出来悠闲地散步。
　　1949年6月，杨杰以陆军大学老校长的身份，两次来到陆大，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号召陆大学生走光明之路，对后来陆大的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8月，杨杰应昆明新闻界编辑人联谊会的邀请，作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报告。在谈到解放战争时，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颈子。现在，尾巴、蟒身和颈子都被人民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解放军正向这两只眼睛刺去。”他还分析了王陵基、刘文辉、孙元良、胡宗南、阎锡山等人的性格特点和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杨杰的言行，对国民党的军心起到了动摇和涣散作用，特别是原陆大学生出身的高级军官，身受影响。对此，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把他除掉!”
　　杨杰对自己的处境早有估计，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当他得知在川东地区搞反蒋起义的“民革”成员相继被捕时，便秘密乘空军的飞机逃离重庆，回到昆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心，通过潘汉年、杨春洲等人转告他，让他立即离滇赴港，再转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杨杰考虑到云南卢汉的策反工作正在节骨眼上，不能离开，他让杨春洲转告中共中央，容他稍缓离滇。
　　1949年9月初，蒋介石下达手令，命令毛人凤逮捕杨杰等5名“危险人物”，就地正法。毛人凤将任务交给了住在昆明的沈醉。当时，杨杰正在策反卢汉，与卢汉来往密切，沈醉担心一旦将杨杰等人除掉，可能会激怒卢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自己也难以逃出昆明，因此迟迟不敢动手。9月9日，毛人凤又特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赶到昆明，完成这一任务。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特务们先到沈醉家里商量方案，尔后一口茶没喝就赶往杨杰的往处。
　　杨杰策动卢汉起义的事情，蒋介石有所察觉，为稳定云南的局势，蒋介石于9月5日召见了卢汉。杨杰以为卢汉此去凶多吉少。没想到，两天后卢汉安全返回昆明。杨杰意识到事情有变，卢汉可能有反复，于是在8日这一天，他让侄女婿朱健飞买了飞机票，第二天上午登上了赴香港的飞机。国民党特务的飞机降落之际，正是杨杰所乘飞机的起飞之时。特务们最终扑了个空。
　　没有抓到杨杰，徐远举大发雷霆，对杨杰的住处大肆查抄，将文件、照片、书信等全部掠走，并逮捕了为杨杰处理家务的副官张德尊。在沈醉家，特务们对张德尊施以严刑拷打，迫使张说出了杨杰的去处。毛人凤立即通知保密局广东站，查明杨杰的下落。
　　杨杰到达香港后，住进了湾仔轩尼诗道302号，赶往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很快侦察到了这一地址并摸清了杨杰的行踪。
　　1949年9月19日，特务陈家庆、吴其宁、李宏继3人，打听到杨杰当日在家，认为是刺杀时机，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伪造了一封卢汉致杨杰的信，各自密藏一支左轮手枪，并配备毒弹。晚上10时，他们雇了一辆汽车，来到杨杰的住处。吴其宁在外望风，李宏继守住楼梯，陈家庆则佯装有信面交杨将军而敲门入室。开门的是在杨杰住处服务的女工，她听说有人给将军送信，便开门将陈家庆让入客厅，然后通知杨杰。杨杰出来后，接过陈家庆递来的假信，躺于大藤椅上拆阅。陈家庆见时机已到，乘其不备拔出手枪，朝杨杰胸部开了一枪，接着又向其头部开了一枪，杨杰当即牺牲。一位曾驰骋疆场的爱国军事家就这样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下。
　　杨杰被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各界无不震惊和痛惜，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卑劣行为。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致唁。唁电中指出：“惊闻杨杰将军由滇飞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遭国民党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设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这天，解放区各报纸头条都报道了杨杰遇害的消息。新华社在《悼杨杰》的电文中说：“中国人民在为民主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23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杨杰先生是位军事学者，他的明慧的天才造成了他在中国国防军事上的权威地位；他的明慧的天才也指示他走社会主义进步的道路……”
　　1950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杨杰的亲属在香港举行了公祭，各界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新华社的挽联是：“蒋死党水尽山穷，敌对人民屠俊彦；新中国千锤百炼，清除汉贼属将军。”公祭毕，杨杰的骨灰经广州、汉口、重庆回昆明，安葬于西山。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杀害杨杰的主凶陈家庆，曾晋升为国民党广州石牌警察分局局长，并获得3万元港币。1951年4月30日，广东省公安厅将其缉捕归案，经过公审后执行枪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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