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拿工资的农民”的那时那事
时间：2021-04-25 00:0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史并不一定都是学者笔下那种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过往，它往往真实地蕴涵于芸芸众生平铺直叙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闹市搬到“夹皮沟”
从1964年参加工作到2012年调离，我在“贵州安顺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40余年农业科研工作。1958年建所时称作“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1965年改称“安顺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78年改称“安顺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2001年改称“安顺市农业科学研究所”，2013年又改名为“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创建时期的“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在一个几乎算是城市中心区域的安顺市凤凰山（即现在的龙泉路一带），只是缘于60年代初那句著名的“农业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最高指示，于是乎，才开始酝酿着迁所。
由于当时从所级领导到科技人员再到一般农业工人，人人都有挨近家人的 “私心杂念”。于是，“迁所”动议便酝酿来酝酿去，一晃两三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时候，任何形式的抵触情绪都会受到“个别谈话，小会说服，大会批评”，在这种环境氛围中，谁也不能或不敢显露于形。
记得农科所当时有位叫陈启华的老先生，解放初期就是农业部级别相当高的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只是在1957年被作为“章罗联盟”中“摇旗呐喊的骨干分子”，后来被划成了“右派”，再后来又被降了三级工资，从农业部发配到“贵州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按他自己说的：总算没有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在对农科所搬迁的问题上，他又“跳将出来，大放厥词”。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听说搬迁的新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希望暂缓搬迁，待新址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后再搬也不迟。原本心平气和的合理化建议，结果被大会、小会批判多次，指责他是在“明目张胆煽动小青年的不满情绪，涣散人心，动摇领导意图和决心……”，甚至被上纲上线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接着把他在1957年的“罪过”再次抖落出来敲打敲打一番，勒令他“夹紧尾巴做人，老老实实改造”。一番“杀鸡吓猴”之下，科研人员没有一个不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的。于是，不同意见没有了，搬迁也就顺畅得多。
“识时务”的地方领导也开始动真格了，由分管农业的副专员带着有关部门和农科所的领导、部分中青年科技人员开始四处寻觅搬所的新址。
最后，终于选定了远离安顺城区二十余公里名为普定县白岩的“夹皮沟”。
1963年底开始搬所，1964年初正式在新址开展工作。科技人员、行政人员3至4人一间八九平米的房间；20平米的房间上、下铺住了30余个工人。这种状况维持了四五年，那种年代的人们，也心甘情愿做“奉献”，竟然没有任何牢骚与怨言。
虽然是夹皮沟，但也有几大好处：一是农村，不愁会“见鬼”；二是清净，适合知识分子做学问；三是新址旁边有个牛路河水库，农业科研有水源保证；四是原本这里有个普定白岩果树场，国家干部只有场长一人，工人数十，百多亩水田数百亩旱地再加上山地，不下一平方多公里，足够试验用地。
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只有一条从石头旮旯里开拓出的曲里拐弯、坑洼不平、只能容马车通行的乡间砂石小路维系着与外界的联系，名副其实的“马路”；二是人们要回一次安顺城区抑或即使是到普定县城，倘若坐不上马车的话，即使抄近路也要花上四五个小时；三是因为离城远，交通极不便，只能每月发工资后放假4天回家团聚、料理家务或者找找对象什么的；四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有些化验分析没有办法开展，记得当时曾经采取过一个折中办法，即“化验室”暂缓搬迁，就在原处开展一些工作。结果，还是暂缓不到一年，还是得搬，只不过化验分析便一搁就是10多年；五是随迁子女就学难，最近的学校也只能到三公里外的白岩小学，小孩子们一天走四趟，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时势总比命还“强”
笔者之所以会从重庆到贵州安顺，又从一个初中生去到了安顺农科所，其间的曲里拐弯遭遇，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缩影。
笔者的父亲，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就在重庆交通银行工作，1952年蒙受不白之冤被打成“贪污分子”，但又查无实据，遂被莫须有地以“渎职罪”而改判劳役两年。出来后赋闲在家一年多。1956年，重庆市出台了一个政策：征招社会赋闲的知识分子报考教师。我的父亲得此消息后，赶紧报名应试，很快就被录用了。经过大约一两个月的集中培训，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位于北碚的重庆第十三中学（解放前的“兼善中学”，现在又恢复此名）教地理。但好景不长，父亲因为那不明不白“前科”，在60年代初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中又被整了一回。母亲考虑到为了不让刚读重庆七中的笔者心理上受到牵连和影响，就决然把我转学到1950年从重庆银行学校毕业即随解放军到贵州、其时正在安顺工作的二哥处续读初中。
正因为有爸爸这个“前因”，才有随之而来笔者那个“后果”。
1963年当笔者初中毕业考试结束、正准备复习考高中时的一天，班主任傅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谈话：说现在党和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向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等学习，到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通大道理之后，讲得只有十几岁的我无言以对，只好回去找到二哥汇报。已经工作十多年的他，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策走向，非常明白不能再“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党在当时的大政方针了，老师之意很显然，就是委婉地通知笔者不能考高中了。
好在当时工作还不算太难，只是二哥出面给有关领导说说，“有关领导”再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什么的，到了1964年4月，刚好17岁的笔者就到了安顺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当了个农业实验工人。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拿了3个月的18元月工资；随后才开始拿24元月工资，一直拿到那惊天动地的“9.13”事件之后。许是为着让社会气氛有所缓和的缘故，1972年底才给我们每月涨了5元，我拿到了29元，加上当时每月还有2.9元的粮贴，我的工资终于突破了30元大关。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直到六七十年代也不过51.50元的工资。正县级的所长也才91.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