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企改革“大年”
时间：2021-02-10 20: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临近年终，国企改革又迎来众多推动力量。随着国资改革顶层设计“1+N”政策的相继出台，深化国资改革将成为重头戏，2016年有望成为国企改革“大年”。
中央高层正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将力推“供给侧改革”，这是中央经济政策思路重大改变。从高层“剧透”来看，减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简政放权、“双创”、新兴产业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词。尤其是国企改革，更为重中之重。
展望2016年，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秘书长罗新宇认为，国企改革将沿着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完善国企薪酬激励、加快国企兼并重组四大改革重点推进。
国有资产收益上缴有待“全覆盖”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或调入，不仅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可持续的财力支持，也为国家实施结构性减税创造了条件。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落实支持创业创新税收政策共计减税2375亿元。其中，2800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享受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免税613亿元。
“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全面深化改革在啃硬骨头，各级政府的收支缺口压力增大。将更多的国有资本收益调入公共财政，有利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真正让全体人民从国有资本经营中受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说。
“虽然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比例和范围在扩大，但覆盖面仍需进一步扩围。”蒋震认为，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的央企并没有“全覆盖”，特别是在金融、铁路、交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这不仅影响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规模，对其他国有企业来说也存在不公平。
“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退休人数逐步上升，加之人口红利消失、劳动人口减少，养老金缺口日渐显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煜辉认为。
拿什么弥补未来出现的养老金缺口？国家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除了目前每年对养老保险基金给予财政补贴，还储备了一笔“巨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等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是我国社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为弥补养老金缺口做好充分准备。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任泽平表示，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将为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创造条件，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在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背景下，降低社保费率将成为降低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截至2014年底，除国有金融类企业以外的全国国有企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约32万亿元。如果参照山东省30%的划转比例，那么可以划拨的国有资本可能达到9.6万亿元左右。
“当然，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限值。划拨国有资本还要兼顾国企自身发展等多种因素，应是一个分步到位、逐渐完善的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项安波说。
应划拨多少国资充实社保？任泽平认为，可以研究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把一些大央企、垄断企业的利润或股权划拨一部分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根据所持的这部分产权，通过年度分红或利润划转获得持续收益;对于结构性转型中产能过剩、面临淘汰的企业资产，可以处置、变卖划归社保。
“划拨股权使企业增加了一个代表国资的股东，能够削弱单一的行政垄断，形成双头决策模式。国资委和社保基金均作为国有资本代表，其利益、关注点都会有区别，从而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有助于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刘煜辉表示，目前改革窗口已经打开，资本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转型的枢纽，也是经济运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依托资本市场，就能较好地实现划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有助于建立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董事会不再当“花瓶”
当前，在国有企业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正陆续进入实操阶段。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称，混合经济改革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
作为混合所有制形式之一的员工持股，在季晓南看来也有各种细节问题需要解决。他认为，员工持股以后，可能会被认为是变相的收入大幅上涨，社会对此容易产生歧异。而且员工对混合所有制也有担心。”
此外，他提及，用人、分配、国资监管如何去适应混合经济，资本市场如何支持，如何防止国资流失等都可能是混改将要面对的问题。
30多年来，国企一直致力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便是董事会建设。央企董事会试点，最大的亮点是引入外部董事。
国资委于2004年提出，试点企业的董事会要引入外部董事，即非本公司员工的外部人员担任的董事，且人数要超过全部成员的半数。
经过试点，董事会与经理层在企业中的角色也逐步清晰：董事会抓大事、抓战略决策，具体执行则下放给经理层。在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不参加总经理办公会，不干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尊重和保障经营层的自主权。
10年试点，大型国企纷纷建立起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的状况得到改观。然而，国企董事会仍屡被指责为“花瓶”，“形似而神不至”——董事会最核心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经理层的选聘权、薪酬的确定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但恰恰在这些方面，国企董事会受限颇多。
一位央企董事长直言：“10年试点下来，外部董事更多在扮演专家的角色，没起到太多决策的作用。”
“《公司法》明确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选聘权，但这一法律规定往往很难在国企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说，现在国企董事会对出资人、组织部门提出的总经理人选，基本上是走过场、全通过，“上面‘派来’的总经理在企业具体经营中不按董事会决策来做，董事会也没有办法，更别说追究责任了。”董事会、经理层都向上级部门负责，国企的委托代理模式“出资人—董事会—经营层”难以真正建立起来，董事会的职能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