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三大金融机构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张“中国面孔”]
时间：2020-08-17 07:19: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1年7月26日，在新任女总裁拉加德的提名下，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四副总裁，从而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进入该组织高层的中国人。
低调的IMF副总裁
现年五十九岁的朱民，是位有着丰富研究和实战经验的学者型银行家。他常常洋溢在脸上的温和的笑，以及流利的中英文表达、优雅谦恭的作风、机智幽默的谈吐，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某个大学的教授，而忽略了他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身份。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却将这位在学界和政界游刃有余的智者身上的中西复合智慧一语点破。这些饱含敬意的褒奖与赞赏，得益于朱民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2007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前，他对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提出了预警：“到处都是钱，每秒钟都可以从市场获得流动性。所以人们在投资时忘了自己所承担的风险。”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他带领研究团队出版了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对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并预言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2010年，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后，针对各国经济有所抬升的态势，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言论：“全球无法回到金融危机前的世界。”以至于2011年6月17日的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竟也少有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多年前就该听朱民的――现在不要再置若罔闻了》的文章，称世界经济的“两大支柱”还在摇摇晃晃，应该听听朱民的见解，因为他说的是正确的。
世界之门就此打开。2011年7月13日凌晨，接替因“性侵”下台的卡恩而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拉加德在选择副手时，毫不犹豫地向执董会提名了朱民，并指出“朱民在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拥有很强的管理和沟通技能，对基金组织的机构制度有着深度的见解，我期待着得到他的建议”。
不过，就在中国人首次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高管理层的“历史时刻”，当事人朱民却显得异常“低调”，既不公开抛头露面，也不回应采访申请，以至于搜尽媒体竟找不到他的“只言片语”。朱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扛大包的孩子成了世界银行的
经济学家
1952年，朱民出生于上海苏州河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孩提时代，朱民酷爱学习。那时，父亲太忙，早出晚归，顾不上教导孩子，就想出一个法子来――临出门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先领读一个章节，然后嘱其好好诵读，晚上回来抽查。不想，小朱民不但能朗朗诵读，而且能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末了，还不忘在父亲面前“显摆”一把，说白天顺带读了一份报纸，要不要讲些报纸上的事。书报读多了，朱民就有了思想和创作的灵气。因深刻地认识到计划供给的弊病，他写了杂评《有票也为蛋愁》，父亲阅后连连击掌叫好。从那以后，父亲就有意拿一些经济学读物让他读。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荡中，朱民揣着刚刚拿到手的初中毕业证，匆匆奔向了生产与建设第一线。
1968年夏天，十六岁的朱民告别父母亲，来到远离闹市区的一家制糖厂。这家制糖厂规模较大，主要负责为上海及周边地区供给散装白糖。朱民被分配到仓库，当上了一名扛糖包的搬运工人。
扛糖包是个力气活儿。七八月间，仓库里闷热难耐，朱民咬紧牙关，扛起重达两百斤的糖包，一步一步地向停靠在门口的大卡车挪动，肩头很快就红肿起来。看朱民累得够戗，那些老熟手就招呼他别太卖力气，教他趁着进入仓库深处的机会坐下来多喘会儿气。为人忠厚老实的朱民谢绝了工友的好意，依旧执拗地扛起一袋又一袋糖包。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干了这个活儿，就要尽力去干好它。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每天仓库的发货员统计数字的时候，发现朱民总是会比别人多扛几十袋。但即便是已经累成了一摊泥巴，晚上朱民还是强迫自己小睡一会儿后再爬起来看书。于是，每当身边的工友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挑灯夜读。那时候，想找本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朱民就在扛糖包的间隙四处打听、搜寻，只要知道谁手里有书，必想方设法借到手。而每每读至酣畅淋漓处，也就浑然忘记了全身上下的酸痛。父亲获悉儿子挑灯夜读的事，心里甚感欣慰，就借着看望儿子的机会时不时地送来一些书，有大部头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亦有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课本，从而解了朱民无书可读的困窘。一晃十年过去了，朱民从一个稚嫩少年磨砺成了一个有思想的风华青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朱民欣然报名，最终顺利考入复旦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专业。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朱民依然是最刻苦用功的一个学生。当时，中国的经济学还没有明显与国际接轨，但学术界已开始“解冻”。他从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学术交流中意识到，国内经济学理论已经严重滞后，于是开始留意和关注市场经济运行成熟的西方国家，慢慢地对最前沿的国际经济理论和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由于勤于攻读和钻研，朱民进步迅猛，常常在老师讲授之前就已早早地掌握了相关内容，而且还能总结和提炼出不少新颖的观点。这让他在班里崭露头角。四年后，当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时，立刻被破格留校任教，不久又兼任了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甚至一度担任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汪道涵的秘书。
在讲坛和政坛游弋了两三年后，为了学习更多的西方前沿经济学理论知识，朱民放弃已经获得的名誉和职位，出国留学。
1985年，朱民飞赴美国留学。由于英文不太好，坐下来刚听了一堂课，他就傻眼了――教授的讲课和演说他根本听不懂。后来在给国内的大学生演讲时，说起当时的处境，朱民颇为自豪地“透露”自己的秘诀：“英文不好怎么办？第一，我坐第一排，第二，上课之前跟老师说‘对不起，我英文不太好，能不能给你的课录音’？一般来说老师是不允许录音的，因为，对老师来说那是他的知识产权。但是你态度很诚恳的话，他也同意让你录音。”就这样，朱民不但熟稔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而且还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其间，他还师从极负盛名的经济学教授保罗・沃尔克（曾在卡特、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赢得铁腕治理通胀的声誉，目前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在保罗・沃尔克那里继承了果断干练的作风。
几年的留学生涯，造就了朱民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1990年，朱民以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能力敲开了国际顶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的大门，进入政策局任职经济学家。
从中国证券的舵手
到IMF总裁的特别顾问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在世界银行政策局的大舞台上，朱民展露出卓越的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拓宽国际视野，迅速成长为一名富有经验的国际金融专家。
然而，在华尔街同行的交口称赞中，朱民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和成就感，心里却有一丝担忧。何也？朱民一直坚持着最初的理想――学习经济学，为中国的发展贡献才智。但自己已经在外漂泊了这么久，还能回去吗？凑巧的是，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的楼继伟和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来美国访问，期间，与包括朱民在内的众多留美人士频频会面。闲谈中，听到楼、曹两人说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国家急需经济人才的现实，朱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效力，并恳请两位给予帮助。很快，朱民就得到了回应，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给他提供了一个行长经济顾问的职位。1996年年底，朱民收拾行囊搭上了回国的班机，此时距离朱民当初走出国门已十年有余，国内的资本市场正迈开步子准备加速奔跑。
朱民曾说，在国外，自己始终处在西方社会的边缘，而回到国内，可以为自己打开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事实上，他在中国银行很快就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上市计划，为此中国银行专门成立一二一六办公室，委任朱民为主任，全盘承担上市工作。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银行过去在香港各个机构的所有权结构错综复杂，如果不把这些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全部理清，“中银香港”就无法发行上市；而要理清全部的股权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要同多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打交道。这些细节，被抽调过来辅佐朱民的曹远征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
面对复杂的形势，朱民表现出一个成熟银行家的风采、胆识、智慧和魄力。他认真研读法律条文、坦诚拜访各方股东、严谨编撰置换文书、虚心求教辅导机构，以至于常常彻夜不眠，最后终于把全部细节整理成一套文件――为保证不出现任何差错，他“每个字每个标点都要过目”。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一上市，立时引发港股狂潮。
有了“中银香港”上市的成功经验，2003年12月，朱民开始接手中国银行的重组。这一次，他显得游刃有余多了。虽然没有经验和模式可以参考和借鉴，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谈笑之间”就做好了中国银行系统内不良资产剥离、重组的全部工作，兼带着做了诸如引进战略投资、加强内部管理、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等一系列为上市做铺垫的工作。于是乎，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中国银行一举成为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发行上市的银行。可以说，这两次成功的操盘，使朱民对各个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熟稔于心，也使得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同时还让他在仕途上一路攀升，迅速由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中国银行副行长，从而以旋风一般的速度迅速融入国际顶尖金融人才圈。
与此同时，朱民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高层关注的焦点。
2009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员到中国银行对朱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一个月后，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当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编制，副行长的位置已经满员，因而朱民的任职立时引得媒体一片热议。对此，有资深人士分析后指出，朱民拥有丰富的海外经验和国际视野，有国际组织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宏观经济研究颇有造诣，同时熟悉美国政府的各个智囊团队，作为一名学者型金融官员，既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主张，又对国际货币体系相当熟悉，因而不排除履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只是中国人民银行高层的过渡性安排，其最终目的极有可能是作为中国注资IMF的交换条件而入主IMF。果不其然，仅仅隔了四个月的时间，即2010年2月，朱民就被IMF总裁卡恩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从而一脚跨进了国际顶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门。
新官上任，“前路多艰”
对于朱民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给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在合适的时候拿下核心高管职位，以便打破美欧国家长期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面，从而“迫使”其重视一下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
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的位置上，朱民做得着实不赖，他那既亲和又洋派的处事作风赢得了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基层同事的好评，而他对世界经济的独到分析与看法又让包括卡恩在内的高层管理者刮目相看。自然而然，这一切也让大家对其出任实质性职务的信心增大了一些。
2011年6月，卡恩“性侵案”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出现职位空缺，朱民立刻就由幕后被推到了台前――有人呼吁朱民站出来，自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有人致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履行在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承诺的增加新兴市场代表的改革方案，考虑吸收朱民进入管理层。最终，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7月13日，法国女财长拉加德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作为对支持她获得总裁一职的中国的回报”，正式提名朱民出任副总裁。
2011年7月26日，在一片赞扬声中，朱民坐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位置，开始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鼓与呼。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民的“三把大火”还没来得及烧起来，就遇到了任期的第一个麻烦――人民币升值。众所周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经济体国家关系间的“敏感字眼”，而在被欧美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是难免时有纷争。果不其然，朱民上任尚未“满月”，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发布了一份报告，敦促人民币立刻升值，从而令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瞬时处于“绷紧”状态。朱民不愧是思纯道慧的智者，他铁腕与温和并使，一边发表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一边有理有据地解释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主要在于美欧的央行将利率压得太低，致使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最终使得撰写此份报告的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智囊团成员目瞪口呆，哀叹着：“朱民不好惹，朱民不好惹！”对此，有资深分析人士颇为解气地指出：“瞧，这就是上头有人的好处。以前，中国虽也是股东，但在管理层却没人，因而难以在‘第一时间’回应IMF的指责和诘难。现在，管理层里有了人，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就看得清清楚楚，也就可以有效应对了。”
话虽如此，但在主要权柄被欧美国家牢牢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注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会有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传统经济体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士对朱民能否从容平衡“世界公民”和“中国人”的关系而颇为担忧。
在201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曾经表示“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新兴经济和亚洲经验融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一起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那么，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小试牛刀”之后，“世界公民”朱民到底能够为中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局面带来怎样的改善呢？人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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