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两联一交友 [阿甲三进中南海]

　　 　　阿甲（1907―1994），中国戏曲理论家，剧作家，导演。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从此专门从事戏曲工作，为当时延安地区的知名演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坚持编、导、演的艺术实践，同时致力于戏曲艺术规律的探讨和总结。先后参加了《三打祝家庄》、《赤壁之战》、《白毛女》和 《红灯记》的编导，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甲三进中南海的过程，就是现代京剧《红灯记》从接手到初步完成创作的过程。
　　
　　中南海召见
　　
　　1963年11月的一天，阿甲在他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小屋子里翻阅一个正在准备排演的现代京剧剧本，突然，桌子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不是来自京剧院，也不是来自文化部，而是来自一个很少听说的上级机关。电话里只说是让他到中南海去一趟，没有说去做什么，也没说还有没有别的人参加。根据当时的组织原则，这些都是不便多问的。
　　中南海？放下电话后阿甲还没有回过神来。
　　中南海――那可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自从进城以后，自己一直从事京剧事业，除了研究艺术之外，很少与政界的人来往，自己也不是什么政要人物，让自己到那里去干什么？
　　就这样，阿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中南海，在警卫战士的引导下，绕过高高的围墙和一座假山，走进了一座四合院，庭院里长着几棵高大的古柏，地上铺着青砖，院里没有人，显得很幽静。
　　一位工作人员从旁边的屋子里走了出来，问明原因之后，便指引他到了另一间屋子的外面。
　　当他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门时，一瞬间，不由惊得睁大了眼睛――
　　屋子正面的一张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一头齐耳短发，穿一件男式浅灰色中山装，戴一副眼镜，显得整洁而干练。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中国京剧界的著名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
　　这个神秘的女人是谁呢？她就是在上海观看爱华沪剧团演出的“北京女客人”，名叫江青。
　　江青看见阿甲，显得十分高兴，站起来向他招手：“快来快来，我们正在等你呢。”
　　阿甲不知道此时如何称呼对方，直呼名字觉得不太礼貌，称职务，对方只是一名中宣部艺术局的副处长，在中南海这个地方，这样的“官”还没有“入流”，叫出来怕对方不高兴。阿甲只好点点头，表示打了招呼，然后沉默着进了屋子，根据江青手指的位子，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江青叫工作人员给几位京剧艺术家各上了一杯茶。
　　接着江青就向阿甲等人问起了中国京剧院最近的情况，特别问起最近都演了一些什么戏，这些戏是不是受欢迎，以及以后准备排演一些什么剧目。
　　谈了一会儿之后，江青就在自己坐的沙发上拿出一个剧本来，一边翻一边问道：“不久前我到上海看了一场沪剧现代戏的演出，很不错的，演出相当成功，不知你们看没看过这个剧本？”
　　没等阿甲等人回答，江青就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将那个剧本交给阿甲说：“你们可以看一看。”
　　江青如此平易近人，同时站起来双手递给自己剧本，这是阿甲没有想到的。他急忙站起来，双手从江青的手中接过剧本。
　　阿甲坐下后看了一下剧本的封面，只见上面印着“现代沪剧《红灯记》”几个大字。
　　江青与阿甲早在延安的时候就曾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阿甲演父亲，江青演女儿。今天她见到的阿甲，虽然多年不曾见面，虽然他在中国京剧界有了一定地位，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她面前还是很虚心的，一点也没有摆出大师的面孔。更重要的是，对江青交给他的那个剧本，阿甲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更没有寻找借口来推辞――这是江青此前最担心的。
　　江青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去。
　　心绪已定的江青这时显得十分开朗，话也多了起来，她对阿甲等人说：“我交给你们的这个本子，是我从十几个剧本里面挑选出来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剧本，基础不错，希望你们中国京剧院能改编成一个现代京剧。不过改编要有自己的特点，要适合京剧自身的规律，争取参加明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沪剧只是一个地方剧种，因此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京剧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覆盖面广，影响也大，如果能将这样优秀的沪剧剧本改编好，一定会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中国京剧院正在进行的京剧现代戏的探索，也一定会有好处，更何况有江青这样的人物出面，对于阿甲等从事京剧艺术的专家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情。
　　在座的人当时都想，这是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江青对中国京剧艺术的关心。
　　阿甲看了看面前的江青，从那张带着微笑又同时带着威严的面容上，感觉到了事情的急迫。
　　果然，江青没有给阿甲等人过多的思考时间，接着就说：“改编一定要按照京剧艺术的特点来进行，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改编并不是照搬，而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你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此时的江青完全处于兴奋状态，竟然忘记了面前的这几个人都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她说得高兴，便提出要中国京剧院的编导人员和演员们去看一看电影《自有后来人》，有机会都去上海看一看沪剧《红灯记》，先要向电影和沪剧学习，然后才谈得上改编的事情。
　　这时，阿甲掏出身上的小本子来，放在膝盖上赶忙做起了记录。
　　
　　江青见阿甲认真的样子，笑着说：“不要记了，你们回去照着我说的将这个剧本改编好，我就放心了。”
　　江青看了看阿甲等人，见他们都听得很认真，就对这个剧本中的结尾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结尾是不是最好的呢？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不一定就是这个结尾。这儿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让李铁梅战胜敌人，将密电码送到游击队手里，完成奶奶和爹爹留下的任务。另一个结尾就是不能让李玉和死，应让他从敌人手里逃脱回到游击队，让鸠山带着队伍追赶，在台上进行武打，最后刀劈鸠山……”
　　江青见阿甲等人听得认真，兴致勃勃地说：“还有一种结尾……总之，最后游击队消灭了敌人，为李玉和和李奶奶报了仇。这几种结尾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任由你们选择，还可以有更好的结尾。”
　　说到这里，江青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就说：“这个戏由哪些人来演呢？我看就从你们当中来选吧。”
　　接着，江青用手指了指李少春等人说：“我看由你来演李玉和，由袁世海来演鸠山，杜近芳你来演李铁梅，人物可以搞AB角制……”
　　江青絮絮叨叨地做着她的指示，阿甲在旁边一边记着，一边却皱起了眉头，心情也由开始时的兴奋、激动变成了忧虑。他发现江青的这些“指示”中，根本没有对这个剧本进行具体的分析，没有说这个剧本成功在什么地方，存在的不足是什么，如何着手进行再创作。至于这个剧本以及未来的京剧剧本的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展开、故事发展、需要突出的主题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在改编过程中必须认识到的具体问题，江青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阿甲觉得眼前一片云山雾罩。
　　阿甲在行政职务上是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艺术职务是总导演，同时还兼着编剧，也就是说，未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机遇与挑战同时摆在了面前。
　　阿甲握笔的手心里浸出了汗水。
　　江青接着又说：“离全国京剧现代戏的会演还有近一年的时间，你们可得抓紧。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文化部，找林默涵，我已经给他讲过了，由你们中国京剧院来完成这项任务。”
　　江青看了看阿甲说：“阿甲，我不说你也明白，关键是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嘛！”
　　对于江青，阿甲是了解的，他不愿再多说什么，只感到手中的这个剧本沉甸甸的。
　　从中南海回来，阿甲走进自己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小屋，一下子倒在床上，面朝头上的天花板，思绪在脑海里不停地翻滚着。他为这次的中南海之行感到不解：我与江青已没有什么来往了，她为什么独独选中我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二进中南海
　　
　　就在江青观看了阿甲他们改编成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后不几天，阿甲突然接到文化部的通知，让他和张东川一起到中南海去一趟。
　　这是紧靠怀仁堂的一个小院，院子外面有假山、湖水，环境优美。走进院子，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他来到一排平房前，轻轻推开房门，只见江青坐在迎面的沙发上，她旁边坐着的是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
　　江青见了张东川和阿甲非常高兴，主动站起来与他们握手，然后让他们坐在旁边的另一张长沙发上。
　　江青说：“今天请你们三位来，是想与你们商量一件事情，我不说你们也会想到。看了你们改编的《红灯记》我很高兴，戏演得很感人，唱腔也很美，但是我认为也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希望能够尽快地将这些不足的地方改动一下，使这部现代剧在质量和水平上更上一层楼，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听江青这么一说，三个人的心才放了下来。
　　接着，江青就在演员的服饰、化妆，走台的脚步、唱腔的高低以及李铁梅头上的红头绳不够鲜艳得到前门的一家商场去买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阿甲听了之后，觉得江青谈的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小地方，但这也说明她看戏十分认真和仔细，有些意见有一定的价值，于是就掏出随身的小本子开始记录。
　　江青说道：“我说的不一定都对，你们记下来回去讨论一下，这是可以的，这部戏我是抓住不放手的，不行的地方就要你们改，你们反复‘磨’，你们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对待这部戏，首先得有个思想准备。”
　　可是说着说着，江青突然将脸一沉，对他们说：“我找你们来，是关于改编《红灯记》的事情，我看了你们的演出，这部戏被你们改坏了。”
　　这是阿甲等三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前两天江青不是还说这部戏演得好吗，观看时不是还流泪了吗，演出结束之后还主动上台与演员们握手、拥抱了吗，刚才还在夸这部戏改得好吗，怎么现在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这个戏被“改坏了”呢？
　　三个人瞪着惊奇的眼睛相互对望了一下，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江青说，他们没按自己的要求去改戏。
　　三个人一下子都愣住了，因为在此之前，江青除了将那个沪剧剧本塞给阿甲之外，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要求”。
　　听到江青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个剧被你们改坏了”，作为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阿甲，刚才高兴的心情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马上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阿甲想不透这件事情，就问道，这个戏现在要不要改，到底按什么要求来改？
　　江青听了后有些不高兴，认为作为导演的阿甲，难道不明白这个事情？
　　江青朝沙发上一靠，说道：“要恢复沪剧中的‘粥棚’一场，以此表现李玉和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机智和智慧，作为第三场。再有‘监狱’一场，要恢复沪剧的‘刑场’，不能像现在这样，要改过来。”
　　江青还强调说：“要在全剧中突出李玉和的形象，要加大他的唱段，减少李铁梅的唱段。”
　　江青的这个“意见”，在《红灯记》等“样板戏”演出后，被总结成了“塑造英雄人物的方法”，即在一部文艺作品中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必须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必须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这也是“文革”中一切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三突出”创作原则。
　　阿甲实在有些憋不住了，就当着江青的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这部现代京剧中单纯地突出李玉和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突出李玉和一家三代人。
　　江青见阿甲反驳自己，有些不高兴，再次强调：“就是要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要为李玉和树碑立传。”
　　阿甲当面向江青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是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要革命就免不了要流血，有牺牲，需要有前赴后继的精神，必须继承革命的传家宝――红灯。“监狱”一场戏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将祖孙三代的精神都体现了出来，他们相互鼓励，顽强斗争，最后终于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因此三代人都应是学习的榜样。
　　江青没有想到阿甲会当着别人的面“顶撞”自己，她立刻打断了阿甲的话，文不对题地说：“这个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经验，排好了这个戏，好叫国际兄弟（党）学习，有典型意义。”
　　阿甲没有再与江青争辩，因为从她的话中，已经说明了她对改编这部戏所定的调子，而这个“好叫国际兄弟（党）学习”的主题，阿甲是完全不同意的。
　　
　　三进中南海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不久，阿甲和《红灯记》剧组的相关人员被江青邀请到中南海“做客”。
　　这是一个被称为万字廊一号的地方，当阿甲和剧组人员在警卫人员的带领下来到这里时，江青独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看书，她习惯性地用手指了指旁边的几张沙发，让阿甲和剧组人员坐下。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江青这次不是“接见”，而是请剧组的人员吃饭。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有些激动。
　　也许，江青已经感觉到阿甲和剧组的一部分人对她提出的所谓“修改”不满，并出现了抵触情绪。而这部现代京剧的成功，还得依靠这个剧组的人员，她必须想法来化解这种情绪。
　　席间的气氛是和谐的，江青不断地与演员们交谈，并劝大家多吃些菜，高兴时还用筷子给演员们夹菜。
　　看着江青热情的样子，大家都很感动。
　　席间，江青与剧组人员谈到了当前戏剧革命的问题，并特意点到了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所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
　　江青说：“《早春二月》的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是一致的，艺术上也是精雕细刻的，但那是资产阶级的一致。”
　　说到这里，江青转过头去看了看阿甲。
　　江青的弦外之音十分清楚，阿甲装作没有听见，只顾将头埋在饭碗里。
　　临别的时候，江青突然说道：“我们搞现代戏《红灯记》，思想是不一致的，有顶牛，这些问题现在不谈将来谈，你们要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江青无形中将这次会演中的失误，全部推在了有人“顶牛”上。
　　江青说完之后再看看阿甲，阿甲仍然不吱声，于是就接着补充了一句：“或让你们检查、检讨。”
　　阿甲不由想到几天前的一件事情：就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不久，阿甲和《红灯记》剧组的全体演员接到通知，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去开会。当他们匆匆忙忙来到时，发现哈尔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一部分主要编导人员和演员也都在那里。
　　片刻之后，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在人民大会堂外面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个身穿黑色上衣的女人，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河北厅。
　　所有的人员都站起，向来人热烈鼓掌。
　　这个受到热烈欢迎的女人正是江青。
　　在这次全国性的观摩演出结束后，江青曾在大会上作了一个《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她大谈所谓的“京剧革命”就是与封建文化割裂，大谈所谓的京剧现代戏的演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会议开始后，江青说话了，她肯定了哈尔滨市京剧团的演出，提出由两个剧组共同来改编这个戏，把剧名确定为《红灯记》，以两个演出的剧本为基础，进行再创作。
　　说完之后，江青还武断地决定：“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
　　说到这里，江青转过头去看着云燕铭说：“你（意指李铁梅）只能是二号人物，要给一号人物――李玉和让路。”
　　江青接着说：“你们不愿讲，那就只好我来讲了。现在是两个剧团都在演同一个题材的现代京戏，这样做人力、物力、财力都分散了，不利于现代京剧的发展。是不是两个剧团能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大家齐心协力搞出一个更好的、统一的本子来？这样导演好导，演员也好遵循，将来也好向全国推广和流传。”
　　江青武断地认为，为了不与已经上演的影片名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剧名。同时命令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在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
　　江青接着说：“演现代戏是革命，是为祖国为人民而工作，创造新的歌舞剧，应该是‘大心’，如果没有这个‘大心’，单是想到我作为导演，作为演员，作为编剧要如何如何，单是想到个人的得失是搞不好现代戏的。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多艰苦呀，我们还是咬紧牙度过来了。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部队，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因此我们搞现代戏，就是要有这种吃苦精神，不能有个人的打算，要处处想到革命事业。”
　　对于剧本修改，江青将其指派给了中国京剧院，指定由阿甲负责。并再次下令要原来剧中的女主角李铁梅退居第二位，给剧中男主角李玉和让道。
　　在作了这些安排之后，江青强调说：“只能有一个京剧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
　　江青的这一手不能说不“高明”，她不露痕迹地就将一个原本成形同时在中国北方已具有很大影响的现代京剧通过“合作”的办法给“吃”了。
　　为了《红灯记》，江青真是费尽了苦心。
　　阿甲对于江青这样搞“一花独放”表示不满，认为不同形式、不同流派的京剧艺术完全可以自由竞争，用不着这样采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干涉。
　　其实早在1962年，阿甲就曾为此与江青有过交锋。
　　江青曾告诉正在搞现代京剧的阿甲，搞现代京剧只能最后形成一个本子，一个演法，一个唱法，只有这样才能流传。
　　阿甲当场就给予了反驳：“自古以来各种剧种都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法，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才是百花齐放，例如京戏的《秦香莲》、《庆项珠》等，都各自有着不同的本子和表演方法，同样在中国传统京剧的舞台上保留了几百年，更何况同一剧种里都还允许有不同的流派呢！”
　　江青没想到阿甲敢于反驳自己，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是封建社会，是旧社会，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办得到。”
　　阿甲对于江青的话不敢苟同，心想如照江青的话去做，还有什么艺术个性，还有什么百花齐放，还有什么不同艺术与流派之间的自由竞争？这样下去艺术还怎么发展？但见江青已开始发火了，就不再与之争论。
　　对于这次争论，江青一直耿耿于怀。
　　正好现在机会来了，江青就硬要将别的同类题材的京戏都打下去，以此来树立起《红灯记》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显示她的“旗手”作用。
　　阿甲三进中南海的过程，就是现代京剧《红灯记》从接手到初步完成创作的过程，也是他在创作思想上与江青发生冲突的过程。当这部现代京剧在全国受到广大观众好评的时候，江青牢牢地抓住不肯松手，再不请阿甲等人进中南海了，而是将阿甲打成了破坏现代京剧的“反革命分子”。江青则将《红灯记》当成了自己私人的财产，并依靠这部现代京剧为自己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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