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译本删改】 十九报告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时间：2020-03-25 07:39: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翻译不只是简单的原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语言转化，更是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因为翻译的这一特点，翻译的社会性和文化特质越来越得到强调。本文通过对几个个别译本删节案例的分析，探讨了政治、文化、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 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伦理意识形态；译本删改�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53-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77［本刊网址］ http：//www.省略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本在从一种文化环境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经历着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洗礼，在社会大环境的碰撞下，文本被整合成新的文本模式。在整个文化碰撞和整合过程中，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争斗，在新的文本以各种形态呈现出来。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译者对于文本的解读也受制于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诗学观、审美观、价值观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中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倾向和赞助出版机构或个人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个体特征，制作出不同的文本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趋向保守，则译本的制作会改变原作中较为开放的内容；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趋向开放，则译本的制作会保留原作中的开放元素。本文通过数个典型的文本翻译来阐释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译本删改。�
一、关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学说被马克思开创性的运用以后，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许多思想家继而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法国的阿尔都塞、德国的哈贝马斯都提出过重要的论断。其中，阿尔都塞阐释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现实存在境遇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另外，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特别指涉在表意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方式；尽管这种表意活动卷入了各种霸权过程，但并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处于维持统治的支配水平上。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再有，布朗认为：意识形态泛指许多社会和个人行为背后的思想及解释系统。�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文化转向以后，从语言外部因素来研究翻译受到广泛的关注。安德烈•勒菲弗尔明确提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意识形态。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与翻译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论断，他指出，翻译就是改写，泛指对原作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文化和社会接受程度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改写。意识形态通过译者影响翻译行为。作为译者，他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积极方式去选择译本，决定翻译的策略；另一方面，译者也可能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赞助人的强权下，消极的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面对同样的原文，译者往往会根据原文的意识形态是否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吻合而作出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映，小到对个别字、词的处理，大到反映策略的选择，不同译者都会不同。基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各个层面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中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内容进行删改，其中从政治层面、文化层面以及社会接受层面上的译本删改在译作中普遍存在。�
（一）政治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译本删改�
政治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操纵在译本中是尤为显著的，尤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牛虻》就被首次翻译成中文。新成立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体，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50年代初期，肃清反革命运动、公有和私有企业的党性运动和反右派运动等等接二连三的在政治领域展开。同时，反美战争，反帝运动，肃清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一些活动在继续。所有这些政治运动给文学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翻译文学。进行革命事业是五十年代中国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牛虻》的翻译就正好满足了官方意识对于励国人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求。然而，原作里面也出现了一些与进行革命事业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不相符，所以在译作中出现了多处删改。�
删改处1：�
“I ―――don’t think I quite understand．”�
“I mean，it is the fact of having come to the end of my courage，to the point where I found myself a coward．”�
“Surely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anyone can bear．”�
“Yes； and the man who has once reached that limit never knows when he may reach it again．” （Voynich 2005：120）�
删改处2：�
“Do you remember the German legend of the man that died when he met his own double? No? It happened to him at night in a lonely place，wringing its hands in despair． Well，I met mine the last time I was in the hills； and when I cross the frontier again I shan’t come back．” （Voynich 2005：164）�
在这两个删改处，有几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词组，那就是，“懦夫”和 “绝望的”“幽灵”。牛虻说，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懦夫，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不管一个人是多么坚毅，有时也会有怯懦的时候。然而，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绝不允许一个英雄形象会有这样的弱点，哪怕一点点都不可以。革命呼吁的是坚定的决心，革命英雄应该时刻勇敢、坚不可摧。而“绝望的”“幽灵”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迷信的牛虻，他竟然会迷信，想象着另外一个自我，甚至他还迷信地认为，这些将会是他死亡的先兆。在这个改写的过程中，政治层面上的意识形态一直都在起着操纵的作用，译本通过对原作的删改突出了牛虻的革命英雄形象，旨在巩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根基，给青年一代树立榜样，教化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观。�
另外，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还的治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部著作的影响。然而，因为作者长期在美国工作，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和我们不尽相同，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后，出现了多处删改。�
原作： This debate，while failing to provide completely reliable historical data，establishes beyond a doubt the existence of internal dissension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camp and，incidentally but more importantly，the subservience of the Creation Society to the Comintern． After Stalin had established his power，of course，the Trotskyite writers gradually dwindled into insignificance．�
译作：这种骂战，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可靠的历史的资料，但却证明了革命派内部不和的事实。�
――刘绍铭等：《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这个例子中，“subservience” 这个词的意思在那个革命年代是非常敏感的，冒犯了一些群体。并由此传达的对新中国政权的政治敌意，极大抵触了当时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原作作者在文中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批判，体现了他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而这些恰恰在译本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找不到落脚之处。译者通过对原作的删改弱化了甚至是剔除了这些因素，以期让译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二）文化层面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译本删节�
语言、文化、翻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翻译作为一种语码的转换活动，实际上是将一种语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表达出来。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的文化意识不断高涨，翻译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突显。翻译极大地丰富了译入语文化的内涵，不断给译入语文化添加新的元素；另一方面，文化对于翻译又有着各方面的制约。�
On and on the procession paced in order； form succeeding to form and color to color． Long white surplices，grave and seemly，gave place to gorgeous vestments and embroidered pluvials． Now passed a tall and slender golden cross，borne high above the lighted candles； now the Cathedral canons，stately in their dead white mantels． A chaplain paced down the chancel，with the crozier between two flaring torches； then the acolytes moved forward in step，their censers swinging to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the bearers raised the canopy higher，counting their steps： “one，two； one，two！”�
《圣经》是西方宗教文化的象征，《圣经》的引语和典故都被奉为最灿烂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杰出的文化元素却没有在译本中翻译出来，更有多处与宗教相关的句子和段落全部被删减。归根结底，文化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改写中起着操纵作用。任何形式的宗教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都是不可能有存在空间的，宗教文化被认为是极其反动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环境，宗教完全找不到生存空间，译者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操纵下，只能将其删改。�
文化层面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译本删节在一些中译英的作品中同样可见。�
例： �
原作：（老妇曰）“到彼且勿归，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
译作： She also asked her not to neglect her studies，and to be very attentive to her elders．．．�
这小段话节选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句中诗礼指的是中国古代名篇《四书五经》中的《诗经》和《礼纪》。《四书五经》在中国文化中享有重要历史地位，也是古代文化的经典。《诗经》和《礼纪》两本书包含了与人相处的礼仪，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孔子就用《诗经》教育他的学生。译者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译作中将其删改，没有将原语中文化传达出来，造成了原作文化底蕴的损失。�
（三）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译本删改�
作为上世纪最有争议的文学作品之一，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曾数十次被不同译者翻译，但是各个译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删改。其中，漓江出版社黄建人译的版本为23万字，其出版社表示：曾根据1988年12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对《洛丽塔》进行了技术处理：“当时出版社在处理黄健人的译稿的时候，对一些细节、露骨的场面描写方面有一点删节。”这种删节无疑是为了不与当时译入语的伦理道德相违背，不要让译作带上“有伤风化”的标签。�
三、结语�
通过对具体的译本删改的实例的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影响浸透在各个方面。翻译中的删改，是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最典型的例证。尽管翻译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信”已经界定，译作一定要忠于原作，译者一定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完整忠实的传达原作的内容，但是意识形态一直都从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对译作进行干预。当然，意识形态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的，所以同一个原作就出现了不同时期的译本，在这种意识形态与翻译的相互碰撞中，译本一步步的趋向完整。
参考文献：�
［1］伏尼契．牛虻［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2］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沙：岳麓书社，1989．�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
［4］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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