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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林纾诗歌看其翻译哲学:林纾翻译作品

    时间:2020-03-23 07:23: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人生就是一首诗,追寻林纾先生诗歌的脚步,我们试着去探讨这位中国近代翻译大师在那个激荡变动年代里所恪守的人生哲学。从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文人身上所蕴含的人性力量,而这人性的力量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阐释。林纾的人生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在翻译中所遵循的翻译哲学。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翻译中所信奉的翻译哲学是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人类道德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 而这些人类道德伦理价值就是在林纾的人生得到了诠释。
      关键词:诗歌;翻译;翻译哲学;伦理价值
      
      翻译大师林纾喜好写自寿诗,透过其诗歌我们可洞察到林纾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那激荡变动年代里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情感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就更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或哪一类个知识分子所能够独立承担的。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突然遇到了另一种强势文化的狙击,必须应对,必须有新的变化。林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翻译世界。林纾的翻译作品的成功固然与他高超的桐城派古文有关,然而他的翻译作品之所以动人心魄却是译者所投入的情感力量,而这种情感的力量是来自林纾在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所积淀下来的。
      从自己“世出寒微”少年到他后来描述《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 中对大卫・考波菲尔童年凄惨境遇所流露的戚戚相惜之情;从中年丧妻到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lias)在石鼓山船上的“掷笔哭者三数” ; 从《马关条约》国耻后的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到翻译《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 时的“且泣且译,且译且泣”;从母亲去世后60天的哭祭到刻意在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蒙特马祖的女儿》标题中加入“孝子”二字,而新撰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林纾翻译哲学中体现了他所信奉的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林纾在《致蔡鹤卿书》中明确指出:“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本文试着追寻林纾先生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他奉行的人类伦理价值,并且探讨他的人生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他的翻译哲学。
      命运把林纾安排在寒门子弟的行列中,这让他对“狄更斯式的童年”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翻译《块肉余生述》第五章描述大卫・考波菲尔在先后失去父母,并受到继父非人虐待而不得已离开家门去投靠从未谋面的姑妈的场面,其凄凄惨惨的情感流露在林纾的笔下让人感慨万分。
      然碧各德(大卫家女仆人)以抱余急,落其一扣在车中,余检而藏之,用为遗念。御者顾余曰“彼尚来乎?”余摇首曰:“否”。 御者引缰谓驽马曰:“请君登程。”余此时痛哭已餍,自思徒哭何为!御者见余止哭,即曰:“取尔湿巾,吾为尔晒之马背令干。”
      在离开唯一关爱自己的女仆人时,悲伤的大卫把女仆人散落的纽扣作为纪念。泪水如此之多,让车夫发现了,要拿泪水浸湿的手巾放到马背上晒干。译文中流露出的情感力量也是林纾人生的情感力量的一部分。一年内失去父亲、祖父、老祖母三位亲人,林纾深懂得人生中生死离别的悲欢离合之情。从而对他人的痛苦报以理解和同情。《林纾评传》记载林纾在50岁入京后,文名大振。一些羁旅京师不能归的寒士常常登门求助。林纾总是有求必应。
      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译者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心灵相交流。林纾笔下的大卫童年的凄惨境遇之所以如此动人,也是因为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这种凄惨,才能够很好的阐释出来。。而作为译者的林纾,能够本着对生活的理解通过译作来传达这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林纾先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人,他在翻译时就不会有如此的“情感冲动”,当然也不会有读者的“情感冲动”。
      林纾终身未入仕途,对他来说却也不全是一件憾事。未入仕途也让林纾能把精力集中于文学翻译。1895年末林纾的母亲去世。林纾夫妇细心照顾,操劳过度,至1897下妻子刘琮也恹恹下世。他与亡妻曾度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困难岁月,两人始终恩恩爱爱。刘琼去世后,许多女子敬慕他的才华和人品,都想与他结为连理。其中有一名妓,色艺双绝,名震一时。她屡屡给林纾写信,并馈赠食品,以表爱慕之情。 但林当时处于极度的悲伤中,竟然一次也不肯与这位名妓相见。林纾的朋友们也觉得林纾做得有些过分了。林纾在70岁自寿诗曾回忆其往事,他写到:
      不留宿孽累子孙,不向情田种爱根。
      绮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
      (《林纾评传》p66)
      
      为让林纾能从丧母失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好友魏瀚、王寿昌鼓动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林纾开始怕不能胜任,婉言谢绝。 但是魏瀚再三劝说。林纾才半开玩笑地说:“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于是,在游览福州著名的风景区石鼓山的船上,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的内容,林纾则耳受手,摇笔予以整理成篇,《巴黎茶花女遗事》就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中国出世了。而林纾也是奇迹般地踏上了翻译的道路。应该说林纾当初同意一起翻译该小说,更多的是想排遣心中的郁闷,然而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
      对亡妻的思念使林纾更能体会到主人公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戈蒂埃)与亚猛・马克(今译阿尔芒)凄恻哀惋的爱情,更加能够同情马克的不幸遭遇,也能深刻体会到亚猛失去爱人的痛苦。而所有这些情绪也加剧了自己对亡妻的怀念。因此情随文至,文以情生,每每翻译到伤心之处,林纾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为故事男女主人公的伤心爱情,也是为自己与结发夫妻阴阳之隔的悲情而流下的泪水。林纾在后来曾这样说过:“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与士夫。” 胡孟玺在《林琴南轶事》中也这样回忆:林纾与王寿昌合译此书时,“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于译到缠绵凄恻处,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 显然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他后来也不无欣幸地说:
      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婉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
      从林纾对刘氏的情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他所倡导的人类共享的基本伦理价值让他知道人类的仁义情感在本质上是互通的。而就是秉着这样的翻译哲学他能够抓住人物心中最真实的情感。 能够感动法国人的爱情故事,同样能够感动中国的痴男雨女,因为爱情的本质超越了不同文化的界限。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翻译者是否能够在在翻译中诠释出人类共享的爱情的真谛。而一个不懂情义的人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林纾的“掷笔哭者三数”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爱的本质最好的诠释。
      在林纾看来,翻译可以“开民智”,只有这样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还发现外国作家多以小说启发民智从而决心从小说的翻译开始自己的救国初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林纾发表了诗集《闽中新乐府》,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事性、政治性和现实性,印行后影响甚大。诗集的一首诗即是《国仇》:
      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
      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
      (《林纾评传》p45)
      
      诗歌表达了林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和对民族存亡的焦虑。反帝爱国的情绪也是林纾能够走进维新行列的思想前提。科举落第,仕途之路失败,在译学的转机让他开始期望通过文学翻译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独特的救过实业,激发国人反帝救国的热情。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译文序跋中林纾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致意,在《黑奴吁天录》(今翻译成《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序言中,林纾首先陈述了美国资产阶级虐待华工甚至超过了对黑人的虐待的现实:
      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伤怀耳!
      他在《跋》中再次呼吁国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而就如何才能“爱国保种”,林纾走不出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文人的窠臼,寄希望于封建王朝的自我更新,在思想上他仍然格外崇奉天理之不变和自律的程朱理学。多年来他一直拜祭光绪陵墓。他在诗中写到:
      孤臣痛哭墀下,�春触眼如秋凉。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林纾也写诗来表达自己对“先皇”(光绪)的忠诚。
      四年两度面葵霜,陵下衣冠泣夕阳。
      枯寂一身关国脉,睽离百口伺先皇。
      遑从竹帛论千古,直 剜 心肝对五常。
      眼底可怜名士尽,那份遗臭与流芳。
      (《林纾评传》p166)
      
      “葵霜阁”是梁鼎芬为光绪守陵时的住处,林纾自然是颂扬梁鼎芬以表达对天子的忠诚之心。虽然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化思想,但是他却看到了文明的西方在某个方面反不如顽固时代的中国文化更具有人情味。他说:
      欧西今日之文明,正所谓花明柳媚时矣。然人人讲自由,则骨肉之胶已渐薄。
      (《林纾评传》233)
      
      在《致蔡鹤卿书》中林纾还曾说“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 “五常”的伦纪仍然是社会的核心观点和基本价值。同时指出:“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在他看来人类基本道德伦理是相同的。当然,他所认为的基本道德伦理就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封建仁义。在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蒙特马祖的女儿》时,林纾刻意加入“孝子”二字,新撰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从这个刻意新撰我们可以看出林纾内心“忠孝”二字,而“忠孝”就是中国传统价值的体现。从母亲去世后60天的哭祭和始终不肯扶第二任妻子杨氏为正室,我们都可以看出林纾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恪守,而其恪守的原则在的翻译哲学中特到了很好的体现。
      1924年他在孔教大学讲授完《史纪・魏其武安候列传》后,曾做了一首《留别听讲诸子》,这是林纾一生中最后一首诗篇:
      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文,
      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
      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
      (《林畏庐先生年谱》卷2p65-66)
      
      林纾虽然嘴上说自己是嗜古者,但他心里却不承认自己“守旧”“泥典文”。他否认了“孔孟”均是“邪说”的观点。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眷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和自己一颗桀骜不驯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个性,林纾恨然辞别了这个纷扰的尘世。
      林纾一生创作过很多诗歌,读他的诗歌,我们也读懂了他的人生,同时也懂得他的翻译哲学。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他懂得仁义情感的本质,塑造了他的人性的力量。而这种人性的力量就是他在翻译中一直倡导的人类基本伦理价值的普世性原则。在《块肉余生述》中我们看到林纾所倡导的“仁”,《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爱”,《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中的“孝” 和在《黑奴吁天录.序》中倡导的“义”。而所有这些在翻译时的情感冲动都是来自林纾的内心情感力量。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2版(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2]张俊才.《林纾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3] 何其莘,许均 .《中西翻译简史》 [M] .上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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