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相见不如怀念相见不如怀念

时间：2020-02-15 07:20:3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这是一个什么都能复制和再生的年代。事隔30年，当手抄本以怀旧的名义再版成正规出版物，除了翻滚的利润，是否还能复制当年的激动与记忆？　　在今年1月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本《少女之心》样书吸引了不少眼球。更吸引人的，是该书封面上以大字标注：“曾经是受到严加查处的小说、大陆极富盛名的手抄本之一”。
　　这本“文革”期间在成千上万人之间手手相传,被斥之为“思想毒草”、“文革第一淫书”的性爱小说，正式出版时共14万字。其中重点增添、润饰了书中女主人公的坎坷经历，原本中大段大段的性描写被大幅删除。据出版方――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介绍，“(现在)整本书显得很干净”。
　　相信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对这本当年盛传的手抄本《少女之心》都印象深刻，甚至不少人当年就曾传抄过该书。如今这个手抄本的再版引来订货商的瞩目，除了商机的动因，对那段历史和青春的记忆也同时激动了那些已届中年的人们。
　　然而更大的新闻发生在2月14日，当情人们还沉浸在爱意缱绻的节日气氛中时，北京各大书店接到有关方面通知，原定次日正式上架的新书《少女之心》因“质量问题”将停止发行和一切销售活动。
　　这本“新”《少女之心》在最后关头被打入另册，继续它的地下历程。一个关注该书出版的老读者风趣地说，相比起近年来借“文革文学热”得以正式抛头露面的其他手抄本而言，《少女之心》“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这个结局。”
　　
　　如果手抄本不再用“手抄”
　　
　　手抄本指的是未经过正式渠道出版、在民间私下传抄的文学。
　　在中国当代，很多手抄本中的文学故事，其创作时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但它们以“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却是在“文革”后期。当时，人们旷日持久的政治激情开始减弱，需求其他的精神宣泄渠道，而以“手抄本”为载体讲述下里巴人式的休闲故事，逐渐势成燎原，并形成“文革手抄本”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
　　对于文革手抄本的文学意义，文学评论家吴欢极力称道。他认为，“文革手抄本”现象是一种“文学的自然解放”，应该加以提倡。“类似音乐必须解放到KTV人人口头上一样，文学也成为人人得以参与的艺术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涌现真正的专家。”
　　虽然那个动乱的年代早已过去，但是，“文革手抄本”，和当年穿过的服装、朗诵过的语录、呼喊过的口号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怀旧符号。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共同推动了“文革手抄文学”又一波热潮。
　　由手抄本《梅花党》和《绿色尸体》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在湖南经视播出时，收视率最高达到40%(《还珠格格Ⅲ》的收视率平均28%)；《红色少女日记》、《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旧手抄文学”在大书店里频频露脸；《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日前隐居湖南，着手重写旧作，准备再次出版……
　　手抄本似乎正以一股复苏或再崛起的架势席卷而来。然而“文革手抄文学”就其文学价值有多大的再版意义？许多研究者均持否定意见。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文学室研究员萨支山认为，作为通俗读本，“文革手抄文学”的文学价值本身很少，其社会价值也不过是反映当时打破大一统出版格局下比较自由的声音。
　　针对这次《少女之心》的“叫停”风波，网络上、媒体上均有人撰文称之为“文化投机心理的破灭”。在他们看来，拿正式出版的《少女之心》“洁本”“戏弄”读者的记忆，其行为本身，就是商业与文化联姻下的一出骗局。
　　
　　再见了，“手抄”年代
　　
　　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1976年短短三年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就达三百多种。7成以上的城市青年抄写、传阅过手抄本。
　　当年流传于社会上的“手抄”文学，类型并不单一。主要分如下几种：
　　第一，悬念特别强的反特题材小说，代表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厂的秘密》；第二，社会题材小说，代表作：《第二次握手》；第三，意识流题材小说，代表作：《波动》；第四，大胆暴露的性爱小说，代表作：《少女之心》。
　　这些手抄小说，大都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现实，创作者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也恰恰因为手抄本“俚语式”的说故事方式，使其文本在民间偶然的流传具有了必然的社会因素。
　　《一只绣花鞋》是张宝瑞的代表作，这部以反特为题材的悬疑小说曾被今人戏称为“‘文革’畅销小说(地下类)”。创作过十几部“手抄本”小说的张宝瑞回忆说，当年，他坐在锅炉边，映着熊熊炉火，对围坐在周围的工友们“信口开河”，促成了这些小说的“诞生”。上了十年夜班，十年来所说的故事也随着口口转述传播开来。
　　上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天，张宝瑞把自己誊写在技术用纸上的小说成捆扎起来，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好，交到去西北参军的表哥手中。后来，他又先后让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分散到各地下乡学习的同学，把他所写的“手抄本”文学带到东南西北。
　　张宝瑞说，这些从自己手中流传出去的文字均没有署名，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东西，这已经很幸福了。有几次风声紧时，他虽然把自己手中残留的一些手抄稿丢进火炉里，但还会怀着侥幸的心理，想象它们长着脚，已经跑到八千里外别人的嘴上。
　　事后证明，正是张宝瑞这种“有意识”的传播，使他所创作的小说在全国更广泛的范围内被保留下来。
　　当时的年轻人们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手抄本”为荣，他们夜里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偷偷传看，用随手可得的马粪纸愤笔誊写，在路边墙角贼头贼脑地“接头交易”。每个人都成了“手抄本”的自发创作者和推广者。
　　去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文革”手抄文存――暗流》，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社为这9篇小说寻找其真正的作者，却毫无音信。据知情者分析，大概是由于这几个小说传抄过程中早已“脱胎换骨、面目全非”，所以成了名副其实由民间集体创作的小说。最终，连阅读者也无法分辨，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手抄本”故事，究竟是从别人那里借阅而得的，还是被自己添枝加叶后流传出去的。
　　可以肯定的是，再版的“文革手抄本”已不可能再现它当年肆意传播的历史激情。它们也许仍在记忆中继续繁荣昌盛；而以“手抄本”为载体的文学，则将因日渐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等现代载体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下去，成为永远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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