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学不应忽略的视域】审美视域下 文言文
时间：2019-05-19 03:24: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前文言文教学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是把文言文教学讲成“古汉语”课，淡化了“文”的概念。这样就大大削弱了文言文阅读的意义。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思维品格培养方面下点工夫是文言文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文言文蕴含着宝贵而丰富的思维教育资源。我们一线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不断开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此有所思考，尝试着把它总结出来，与读者共同讨论。本文仅以几篇文言文为例探讨这个问题。
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比较思维品读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一篇既生动又充满智慧的文言文，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在探究课后题“用自己的话说说邹忌是怎样成功说服齐王的，他的劝说方式对我们今天的人际交往有什么启示”时，更多的是将课文用自己的话“翻译”一遍，最好的也只是说出邹忌把家事与国事以类比的方式说出以劝谏齐王，好处在于容易让人接受，特别是地位低的人说服地位高的人更要讲究说服的策略和方式，或者是联系学生自身的体验再讲点儿事例而已。这样的探究远没有体现这篇文章所蕴含的价值，那么，应该研讨什么问题更有效用呢？
我们以为，要认识邹忌的思维逻辑，掌握邹忌的思维方法。研讨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行为是怎样想出来的，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探究能给学生勾勒一个清晰的思维轨迹，让学生不仅从表面上理解邹忌劝谏的技巧，更在深层次上进行思维的训练。
首先，我们需要解剖邹忌的思维结构。
我们先从邹忌的“思”说起———由同求异。
邹忌在见到城北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弗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邹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个“思”。“思”什么呢？他在思先前发生的事。当他“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当邹忌已经确认自己的容貌与徐公比“弗如远甚”时，他对妻、妾、客三人都说自己比徐公美产生了怀疑。在这时，他看到了三个不同的人一个相同点———对自己的容貌溢美有加，不顾事实如何。他正是由此不同求出相同，这才引起他的深思。文中特别提到的是三个人的相同的回答，三人为众，显然，这不是特例。
他很重视这一现象，为什么三人有如此相同的表现呢？邹忌没有停留在只是看到这一事实，而是继续追问，推究妻、妾、客三人看法相同的原因。
黑格尔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铅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邹忌不仅敏锐地发觉了妻、妾、客三个不同的人有相同的看法，随之又从三人相同的看法中又看出他们各自不相同的出发点，由同又求出其异———“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在这里，邹忌的“思”又有了升华，他的比较又深入了一步，做到了具体人具体对待。妻私之，妾畏之，客求之，“私”、“畏”、“求”三字准确地勾画出三者虽有相同的溢美表现却各有各的心思。看出三者的相同是邹忌的敏感，而看出三者同中之异却是邹忌的智慧。
其次，由家及国，在联系中由异求同。
邹忌，乃一家之主。他与妻、妾、客议其美是家事。齐王呢，乃一国之主。邹忌对妻、妾、客共同溢美之事没有停留在自家的小圈子里。他由自己身为一家之主所遇到的事情推想到齐王作为一国之主可能遇到的情况，由家而国作联系性思索———“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庭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邹忌由自己推想到齐王，把两个差别很大的人———君与臣，联系在一起，从不同之中又看到了各自所处情境的相同之处，内宫、朝臣、民众对齐王如同邹忌之妻、妾、客一样的私之、畏之、求之，这种相同必然导致被蒙蔽。
邹忌就是在这样的由同求异又由异求同的思维中构建了他独特的讽齐王纳谏的方式。
当我们分析完成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行为内在的思维轨迹之后，我们顺便还要分析一下他讽喻方式的特征。仅仅是让学生说一说这种劝说方式对今天的人际交往所具有的启示还不够，还要研究这种劝说方式的操作要旨。
邹忌的讽喻方式我们叫它为类比说理。类比就是对不同类的东西作联系性思索，寻找两者之间的近似性，从而让人们明白某种道理。作这种思索是很有趣的，特别是那种反差很大却极为近似的事物往往带给人不同的审美启示。与大象鼻子相似的是我们的手，而不是我们的鼻子；肺对于我们来说类似于树叶对于树。类比的基本特征是“差异中的相似性”，是把已知的、易知的事物和未知的、难知的事物相联系，寻求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在两个“陌生”的事物中看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烹饪虽小技，合乎道也。治国与炒菜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老子看到“烹小鲜”之道在于将各种主料与配料非常恰当地、和谐地调配在一起，并施以恰当的火候，要点在于“和”的手段和艺术。同理，治国亦是一个“和”的问题。与老子的话相近，邹忌把有关家事的思索与治国的思索联系在一起看到了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近似性，以家事喻国事，妙！
二、《爱莲说》中的存在方式品读
《爱莲说》是一篇托物言志的小品文。作者周敦颐借写莲的生存方式特点寄托自己的情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开篇这几句话是作者为写爱莲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可爱者甚蕃”与后文写爱某一种花相呼应，作陪衬，由众取一，突出后之可爱者更可爱，如菊、如牡丹。写这两种花亦是为了写莲之可爱。莲，幽同之菊而不傲，艳同之牡丹而不俗。不仅与陶渊明之独构成比较，与自李唐来世人之众构成比较，而且更显示出作者之独创。那么，作者于莲之所独爱者是什么呢？
“予独爱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段文字是文章的中心，字虽少而意涵却十分丰富。“出淤泥”、“濯清涟”写出了莲存在的方式。花中“濯清涟”者如水仙花，人称凌波仙子，是一种十分清雅可爱的花，但它没有“出淤泥”的特征，故显得极其超俗脱众。“不染”，是说莲不为污泥所染。“不妖”，是说莲没有反常的妖艳。“中通外直”，是说莲柄呈管状且挺直。“不蔓不枝”，是说莲没有支孽。“亭亭净植”，是说莲高挑竖立，姿态很漂亮。此外，还有“香远益清”等，都是写莲之形、味、姿、韵的“可爱”。而最后一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则是写人们对莲品赏时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呢？是因为莲“出淤泥”、“濯清涟”，所以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狎”。
我们不能仅仅把这段文字看成是写莲的可爱。有人评《爱莲说》：“古之人言事言物，不专是那事物，往往托以影道理，影人己，其文乃深而有味，若呆说是事物则浅索矣。故作文便是那文，便非作文人；读文便是那文，便非读文人。”《爱莲说》表面是写莲的“可爱”，实际上是作者以莲自况、自警、自省，莲是他的人生偶像。“不染”，写其身处龌龊之中保持自己的贞洁；“不妖”，写其为人端正；“中通外直”，写其襟怀坦荡刚直不阿；“不蔓不枝”、“亭亭净植”等都是写其身洁自立的品格。正是有这样的境界、修养、气质、节操，才自有一身浩气，人们对之敬慕有加而不敢轻慢，作者把人的品性与莲的性情融合为一。而莲之所以“出于淤泥而不染”，作为事物发展的一个全过程，从开始到结果，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濯清涟”。人们读《爱莲说》把“濯清涟而不妖”作为一个特征来品读，其实应该作这样的联系思维：莲“出淤泥”—“濯清涟”—“不染”，这是莲的存在方式。在这样的存在方式中，莲虽出于“淤泥”，但它“濯”于“清涟”之中，所以，它的花朵洁净“不染”。“濯清涟”是“不染”的重要条件，而“不染”是莲“出淤泥”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莲接受了“清涟”的“洗涤”和“改造”，而成为“不染”之莲。我们不能简单地只看事物运动发展的结果，还要看清导致某一结果的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淤泥”—“濯清涟”—“不染”不仅是莲之生存方式，而且要像周敦颐那样爱莲，看到它的生存方式对人生存的启示。我们可以将莲的存在方式稍稍改动一下，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触淤泥”—“濯清涟”—“不染”。由“出”改为“触”，就是说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人难免要触“淤泥”，这并不可怕，只要接受“清涟”之“濯”，是会“不染”的。现实生活中腐败的产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关键是人们要真正地像莲那样有“濯清涟”的机制，使之成为一种存在方式，并自觉地践行。
三、《烛之武退秦师》中的因果、比较思维品读
《烛之武退秦师》是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篇目，文章的精彩处是烛之武说秦伯：“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烛之武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指明，以秦、晋的实力攻取郑国，郑当然是要灭亡的。这是一种因果思维，前边的条件必然地决定了后边的结局。秦伯、晋侯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而知道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显示烛之武的聪明，这种结果谁都看得出来，因此，这仅是他游说秦伯的由头。
那么烛之武真正想要说的话是什么呢？“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这是他要告诉秦伯的要紧话。这是一种假设因果思维，言外之意，亡郑不会给秦伯带来好处。由假设因果思维提出问题与现实形成明显的对立，这自然会引起秦伯的注意。“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这个因果思维导向让秦伯明确地看到一个问题———越晋国把围郑所得郑国的城邑作为自己的疆土，是很困难的。这是说服秦伯很关键的话语，它使得秦伯由前边的注意转向了深思，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怎么会没想到呢？“亡郑以陪邻”，则“邻之厚，君之薄”，这是因果思维和比较思维相结合形成的一个判断。既然秦伯知道“越国以鄙远”是难的，那么“亡郑”就是单纯的“陪邻”行为了，以此作为前提条件，结果就是“邻之厚，君之薄”。利害得失，全都显现出来，结论就是秦吃大亏了。“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这是以“舍郑”为条件来认识事情的发展趋向，就是郑国作为秦国与各国往来的中间补给站，“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对秦国是有利而无害的。这种因果分析，与前边“亡郑以陪邻”、晋“厚”秦“薄”又形成利害比较，自然“舍郑”是有利于秦的。“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这是烛之武对秦伯最后的劝告，他对晋文公的心理作了明确的猜测。既然东据郑国，也必想西扩，那当然“阙秦”了。所以“亡郑”会“阙秦”而“利晋”，那么，以“阙秦”、“利晋”为结果的围郑行为，秦伯还要坚持下去吗？“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烛之武说秦伯大功告成。
烛之武说秦伯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层意思：于目前无益，于将来有损。区区百来字将秦国当今与未来的利害关系说得一清二楚。虽为郑谋，却处处显得是为秦着想，为秦打算。掌握了比较的方法，认清事情发展的因果关系，分析起来自然有理有力。
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举三个例子而已，具有这种思维资源的文章很多，比如《六国论》中———“向使三国各爱其地，刺客不行，良将尤在”———所体现的“反事实假设思维；《过秦论》由“秦孝公据殽涵之固”说起至“陈涉挥臂大泽，秦帝国七庙隳”，在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中，阐明“攻守之势相异，仁义不施”秦帝国治国策略的失误。由此，去体会文章中所蕴含的历史思维———“原史论证思维”：原其初始，终其末了。再比如《游褒禅山记》，王安石从自己一次不尽兴的游玩当中总结出“志”、“力”、“物”三者的辩证关系，从而认识“重温经验”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这些内容是很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帮助的，而又是学生自读不能认知的，也是我们教学常常忽略的。
（责任编辑韩大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