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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征】

    时间:2019-05-04 03:22: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在中国文化的移植过程中逐渐被中国化了,中国的伊斯兰教有着很明显不同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的特征。本文以中国伊斯兰教派之一的格底目派的发展过程为例来展开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征、影响的阐述。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教坊制;经堂教育;汉文译著;伊斯兰教中国化
      作者简介:王晶晶,女(1985年3月生),安徽省桐城市人,现就读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2-0198-02
      七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它是中、阿人民之间长期经济、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的纽带。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中国民族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特征体现中国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是唐朝、宋朝、元朝,到明朝为止,中国先后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分别是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伊斯兰教对各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成为各穆斯林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充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
      二、“格底目”的思想来源
      “格底目”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古老”“陈旧”。“格底目”有别于门宦,区别是格底目基本上还保持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的宗教制度,普遍称为“老教”。格底目派分布于我国内地各省份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
      格底目属于逊尼派的一支,恪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各项功课。从唐朝到元朝这期间来华的穆斯林中也有一些什叶派,但是她们从未来就没有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主体,后来慢慢地与逊尼派融合,所以在格底目的宗教用语和日常习惯中依旧能够看到什叶派的印迹。另外,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格底目长期受到汉族文化和习俗的熏陶,汉化程度非常明显[1]。
      三、格底目派的特点
      (一)独特的管理制度—“教坊制”
      格底目在教权结构上采用比较分散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一般一个教坊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独立的宗教社区,各行其是。在有些社区的教坊中采用“汉依制”,即由一个大的清真寺下辖若干个小的清真寺,大的清真寺设有穆夫提并向小的清真寺委派阿訇。雍正年间,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和防范,在西北地区广泛的推行乡约。“乡约”的意思是一乡的首脑,由该乡的首脑担保和监督教坊内穆斯林的行为活动,防范违禁之事的发生。最初推行是在雍正年间的甘肃河州地区,后来推广到西北地区穆斯林聚居地,之后这种乡约发展成为了寺约和回约。多为有权有势的高层担任,下层有乡老协助一般的工作,比如管理清真寺的财产、调节教坊内民众纠纷、筹办各种宗教活动。他们虽然不是教职人员,但在教坊内逐渐开始掌握实权[2]。教坊制在甘肃河州、青海西宁一带的一些穆斯林聚居区中很盛行。教坊制是适应穆斯林在全国范围内散杂居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在历史上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以及回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促进了清真寺院经济的发展。
      (二)创办经堂教育
      明朝末期伊斯兰教陷入衰微境地,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为了弘扬伊斯兰教,继承了伊斯兰教在清真寺传授教义的传统与内地汉族开办私塾的特点,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创中国伊斯兰教正规宗教教育的新天地。经堂教育始于陕西关中,这与当时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有关,它还得到宗教上层以及地方势力的支持。经堂教育符合信徒们学习文化、熟识教义的愿望,其发展迅速在全国各地的穆斯林中传播,形成了西北、江南、山东、安徽、云南等地穆斯林经师设帐讲学的中心的独特氛围,同时建立了寺院经堂初、高两级学制,改变了以往的父传子授、师徒单传的方式[3],为培养阿訇、经师接班人,兴办学术研究作和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中深入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素质队伍。
      (三)开展“以儒诠经”的译著活动
      明末清初,各种外来传教刊物的汉文译著多达数百种,这对我国南方地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译著活动是一种借鉴和推动。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回族人数较多,一些学过汉文、儒学的知识分子们在北方提倡经堂教育之后又继续开展汉文译著活动,力求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以前的“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护教宣传活动。但这场“以儒诠经”的译著活动更加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得到了部分回族上层知识分子和封建士大夫的支持。由于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广泛宣传教义和教规,系统地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伦理思想与哲学观点,建立起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体系。[4]。
      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征
      伊斯兰教在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从民族意识、宗教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在中华文化的融合之下开始慢慢中国化了,中华文化不仅影响了来华穆斯林民众的生活习俗,同时伊斯兰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将伊斯兰文明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之中。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种思想的长期互动和交流形成了具有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文化的特征。以下是从格底目派的思想和特点中归纳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征。
      第一,从民族信仰与民族历史的关系看:穆斯林的民族情感与宗教意识相交融,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相交叉。穆斯林依靠伊斯兰教的凝聚力,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渐渐地形成一个民族并以伊斯兰教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因此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往往超过对本民族的认同。
      第二,从伊斯兰教的组织方式看:教坊制和门宦制将穆斯林社会维系在一起,成了一种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力量。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以共同地域为基础、以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为纽带,通过这种凝聚力强化了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感,确保了伊斯兰教信仰和礼仪的延续性。   第三,从民族内部关系看:由于清朝以来伊斯兰教不断分化,甘宁青等地的穆斯林分化为格底目、伊赫瓦尼、西道堂、赛莱菲耶等教派及哲赫林耶、虎夫耶、嘎德林耶、库布林耶等门宦组织,由来已久的众多教派、门宦组织造成了穆斯林群体不同程度的分裂,[5]使得民族内部的关系更加复杂。所以,解决好民族间纠纷、处理好民族间关系的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第四,从建筑风格看:阿拉伯、中亚等伊斯兰教国家清真寺的大殿上都有圆顶建筑,另外还有供看月和呼唤礼拜用的尖塔,而中国除沿海和新疆的清真古寺,如广州光塔寺、泉州清真寺、喀什艾迪卡尔大寺等采用阿拉伯和中亚风格外,其他地区大部分的清真寺,如西安化觉寺、南京净觉寺、北沧州南大寺、宁夏银川大寺、青海西宁东关大寺等则采纳了中国传统的殿宇式四合院为主的建筑式样[6],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
      第五,从宗教节日上看:中国穆斯林很重视伊斯兰教传统的三大节日,即开斋节、古而邦节、圣纪节,特别是古而邦节被中国穆斯林称为“忠孝节”,从节日的名称上看,就带上了中国色彩。具有中国特色的还有一个节日就是圣纪节,圣纪节在中亚等地区一般都是在伊斯兰教历3月12日这天很隆重的集会、诵经、讲述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等来庆祝节日。而中国穆斯林的圣纪节,却不限于3月12日这一天,而是在3月份的任何时间里都可以举行,节日期间除了诵经纪念穆罕默德外,还开经作“尔买里”(即念经做善事)宰羊、宰牛,设宴聚餐,纪念穆罕默德,以示哀悼[7]。
      第六,从生活习俗上看:中国穆斯林除饮食禁忌等个别的方面与国外穆斯林完全相同外,其他如姓名、语言、穿着、婚丧嫁娶等方面都已渗透了中国化的生活习俗。特别之处是穆斯林的姓名,一方面使用汉族的姓和名,另一方面每个穆斯林降生以后又由阿訇代取一个经名;还有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女性戴的“盖头”,完全具有中国特色。这些都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具有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征。
      从总结出的伊斯兰中国化的特征中可以看出外来伊斯兰教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本土新兴文化相互交融,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文化形成了吸纳、糅合的作用,但伊斯兰文化没有完全被中华文化同化,而是接受了中华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元素,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对中国的民族融合、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地影响。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融合,丰富发展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内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充分吸纳外来的优秀文化,使得中华文化富有多元性和延伸性;另外,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也得到了充足发展,不仅仅是根植在中华大地上还壮大了伊斯兰教的实力和扩展了活动范围,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
      参考文献:
      [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45.
      [2]、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3]、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汇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C].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
      [4]、李兴华.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7.
      [5]、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文史知识编辑部合编.中国伊斯兰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马通.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7]、杨桂萍.西北伊斯兰教信仰特点与稳定[J].北京:中国民族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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