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时代经济决策趋向及改革问题
时间：2021-07-12 08:02: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金正日时代的经济政策具有“原则”和“实利”的二元化特征，反映了金正日政权在“安全”和“民生”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然而，为追求“实利”而推行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体制所能容纳的范畴。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为今后改革的深入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对金正日时代经济决策趋向、朝鲜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金正日时代 追求实利 经济危机 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73-79
近来，随着朝美关于朝核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意义的阶段，东北亚安全形势开始出现新的转机。这对金正日政权而言，实际上意味着从“拥核保安全”阶段开始转为“弃核作交易”阶段。其“交易”的核心除了传统的“安全”问题外，已经把国内“民生”与“发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毫无疑问，如果不解决朝鲜国内迫在眉睫的“民生”与“发展”问题，无论朝鲜拥核还是弃核，或美国最终以何种方式保证不进攻朝鲜，仍无法改变问题的本质——朝鲜在整个东北亚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自然也就无法保证其“绝对安全”。因此，现阶段金正日政权的经济决策与改革的成败，与其自身安全乃至整个东北亚安全形势关系重大。
一、金正日时代经济决策趋向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朝鲜深陷于“安全”与“民生”两难境地而难以自拔。极度粮荒造成的民心浮动，金日成去世后一时出现的权力“空白”，昔日社会主义友邦体系的全面崩溃，来自西方的经济封锁及政治、军事压力，促使朝鲜在“安全”与“民生”的两难选择中不得不更倾向于前者。已故的金日成主席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不能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做不仅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而且还会丧失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而陷入更大的混乱。”[1] 其接班人金正日也多次表示现政权将遵从主席“遗训”，在国家既定方针上并不想改变什么。[2]
不言而喻，在1998年以前金正日政权尚处于被认同的过程中，其巩固的基础就是忠实于他已故父亲的事业。然而，金正日政权坚持奉行的“遗训政治”，虽然换来了国家权力的平稳交替和政权的稳固，却未能改变持续多年的经济负增长和民生困境。因此，当1998年前后“子承父业”的认同过程宣告结束之时，恢复经济、拯救民生这一艰巨任务就同时落到金正日政权身上。正当此时，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恶劣的周边经济环境，朝美间潜在的信任危机造成的“朝美核框架协定” 执行不力等情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扼制了朝鲜习以为常的对外援的奢望，逼迫金正日政权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多做些文章。于是，以金正日正式出任劳动党总书记和朝鲜国防委员长为契机，朝鲜开始认真审视和谋划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避免经济崩溃导致政权倒塌之噩梦成真。
1.“党的革命的经济政策”的出台
“党的革命的经济政策”最初源于1997年开始的把军队大量投入经济建设第一线，采用“先军后劳”的方式克服眼前经济危机的非常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朝鲜在对内宣传口号上把以前的“苦难行军”改为建设所谓“强盛大国”，并号召全国人民要以“军事强国”、“思想强国”为基础，掀起建设“经济强国”新高潮。2000年3月，朝鲜劳动党刊物《勤劳者》发表文章，正式把它规定为“党的革命的经济政策”，并指出“党的革命的经济政策”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在加重、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指明正确解决经济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最正确的指导方针”。[3] 其内容包括：搞活“我们式”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并有效地加以利用；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革或改编；坚持国家对经济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指导管理原则；坚持政治道德优先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物质刺激的原则；在经济工作中要追求实际利益的原则等等。归纳起来，“党的革命的经济政策”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确保实际经济利益。在此，坚持“原则”是出于体制稳定和安全的考虑，而确保经济“实利”则反映了摆脱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原则”高于“实利”，即在不触动原有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发挥其最大潜能来克服眼前的危机。
2. 推进确保经济利益的制度建设
1998年9月，朝鲜召开第10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正式推举金正日为国防委员长，并宣布修改1992年宪法。从经济层面上讲，新宪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宪法把主管国家经济的政务院改称为内阁，把它提升为只对最高人民会议负责的独立机构，这意味着作为国家经济司令部的内阁责任制、内阁中心制的强化，从而为实现“经济实利”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尽管朝鲜在经济建设中极力推崇“先军后劳”之策，但新宪法并没有明示军队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说明“先军后劳”之策只是为克服眼前的危机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在制度建设上不能不强调经济逻辑和实际利益层面。第三，在有关经济领域的宪法条款中，新增诸如扩大个人所有领域、实行经济管理中的独立核算制、扩大贸易、在经济特区中引进外资等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类似的内容。由此可见，新宪法明确了现政权对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率，对外通过扩大贸易和特区建设，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决策意向，为以后实施新的改革措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3.“新思考”理论出台背景和经济政策的再调整
2000年前后，朝鲜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和调整。其直接的动因有二：第一，以2000年6月朝韩高峰会谈为契机，朝鲜半岛出现对话与合作的新局面。朝鲜外务省7月15日表示，要同“尊重自主、保持友好的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积极推进开放外交和对外合作。2001年朝鲜向美国、中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18个国家派遣各种经济考察团和贸易代表团达21次，欧洲各国、中国、泰国等外国经济代表团先后13次访问朝鲜。这种对话与交流的和谐氛围，无疑给朝鲜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提供了良机。
第二，在经济重建和政策调整过程中，发现国内市场已开始蔓延政府无法掌控的经济现象。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从“苦难行军”时期开始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农民市场”的泛滥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导致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剧增；“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严重地影响公有制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4]
朝鲜对以往经济政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首先，如何有效地阻止粮荒流民的发生，并把劳动者吸引到工作场所，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其次，如何放宽中央对全国经济的全面控制，扩大地方和基层单位自主的经济活动范围，以搞活基层经济。再次，如何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保障经济发展必需的物质供应。为解决这些问题，金正日提出了“新思考”理论，强调“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不能站在以往奠定的基础上按老样式生活，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更新面貌，不能为旧的观念所束缚，过去旧的、落后的东西该抛弃的要大胆抛弃，在21世纪要从新观念、新高度出发，对待、解决所有问题”。[5] 2001年10月3日，金正日向党和内阁经济干部又下达了“关于按着强盛大国建设要求改善和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指示（即“10.3指示”）。[6]“10.3指示”精神伴随2002年7月1日启动的调高物价、工资的改革措施开始得到贯彻，这标志着金正日时代经济改革进入实践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