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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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的９０年代艰辛曲折的探索。在民主革命时期，党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而和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党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出现了失误，党既想迅速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又想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因此，采取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及措施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对象，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后，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政策和措施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破解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难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９－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０５
　　作者简介：王艳波（１９６４—），女，吉林长岭人，中共长岭县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党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曾经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在１８４０年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农民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社会变革和改朝换代的重要力量，农民起义成为扫除社会发展障碍，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１８４０年开始，中国的农民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８０年和后９０年。前８０年，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从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农民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农民的处境却愈加悲惨。自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９０年，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用２８年的时间领导农民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农民获得翻身解放。建国后，农民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说，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大政治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主要是解决革命的主力军问题。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１９２７年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这就更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于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当时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早在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就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１］（ｐ３７）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农民是“革命先锋”，“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２］（ｐ１８－１９）毛泽东在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当时中国人口８０％以上是农民的中国国情，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对农民在中国革命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有了正确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问题，而且多次论述了农民问题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３］（ｐ９７８－９７９）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他又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４］（ｐ１０６）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和剥削对象，历来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而反封建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先后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党的由没收一切土地到只没收地主和公共土地原则的变化，保护了中农的利益。到１９３１年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其中明确规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策从没收地主土地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的根本原因。贫雇农和中农是民族抗战和根据地生产的基本力量，富农是抗日和生产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地主大多数也有抗日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根据地的民主改革。当时，举国上下除了一部分最反动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民族败类充当汉奸之外，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在减租减息政策下，地主原有的土地仍然属于地主所有，地主仍可将土地租给农民并收取地租，仍可放贷获利息，但地租和利息必须降下来，其中地租方面大体是“二五减租”。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除了最大限度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农村的阶级分布与构成，因而出现了地主和贫雇农减少，中农和富农增加的趋势。通过开展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群众运动，既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也增强了农民群众的政治优势，从而激发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热忱，这样就从根本上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同时，使地主和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地位，有利于联合他们大多数一道抗日，这又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此前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在事实上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会议上强调指出，党在土改中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５］（ｐ１１４６）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１９４８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１９４８年秋，党领导下的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巩固了解放区革命政权，有力地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农民问题的思想在实践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土地问题，实行“农耕者有其田”；二是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困难。在当时的中国，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调动了农民支持革命的热情，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持前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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