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为民倾心竭力,对党无限忠诚
时间：2021-07-10 20:08: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赵树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民作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他自己。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都将永载史册。
他心里总是装着农民
赵树理是一个很耿直的人,是一个一贯为农民说话、办事的人。他心里总是装着农民,凡是看到听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要直言不讳地向党组织反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1956年8月,他从亲人处发现沁水县嘉峰乡有的干部不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急于把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情况,当即给长治地委书记赵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终年,甚至可以‘多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活的兴趣呢?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乡长,因为缺草和撤换管牲口的人,谁不愿对牲口负责,撤的撤了,可是换不上人。因借不到钱,群众在看戏的时候,大量吃社里卖的熟食品,吃了不给钱,要社里借给钱再还……这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明,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
信中就某些干部对上百依百顺,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①赵树理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并未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从而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失。
1959年8月20日,他给当时兼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写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反映自己对现行农村政策的不同意见。文章认为不顾客观规律的生产瞎指挥风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认为上面管得过死会妨碍生产发展,要求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②不料,赵树理的苦心忠谏,正好撞到“反右倾”的枪口上,被陈伯达作为“反面材料”摘印下发,供全国文联、作协“批判”之用。8月29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座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大丰收”的口号。10月至11月,作协党组内部反复批判赵树理的所谓“右倾”错误。可他并不接受这些批判。他忠于组织,胸怀坦荡,在被批判过程中还向作协党组织交出了一封未发出去的给陈伯达的信,这封信更直率地谈及公社化后的一些问题。信中说,他自1951年参与农业合作化以来,“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因为“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公社和县都无法“加以改变”。信中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所有者和决定者”的矛盾,认为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部安排完全掌握起来”,“管得过死”,妨碍了生产积极性。直到11月18日,赵树理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正确”的观点,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得省”,等等。因为感到委屈,他除了大会、小会默默听取一些人对他的批判,几乎每天下午都到好友康濯处诉苦,看到报上经常报道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消息,不止一次说:“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去,热热闹闹地干一干哩!”③11月23日,经过批判,赵树理被迫写了书面检查,直到1960年2月,中国作协党组对他的“批判”才基本结束。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赵树理针对前几年“五风”泛滥的现实,做了五次较长的发言,重点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不够充分的问题。他说:“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的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又说:“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我想到农村,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日用品,过几年大概是可以写的;但现在写,为什么可以不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还说:“什么光荣是党给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④
会议公开为赵树理前几年所受的批判平反,对他坚持讲真话、不写违心文章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评价很高。他的思想和创作被重新认识,同志们盛赞他是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
大连会议之后,赵树理感到格外轻松和高兴,他要改变过去只跑一个据点的观点和习惯,要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到全国各地去跑跑,争取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⑤赵树理的悲剧命运就在所难免了。
“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
赵树理得到过许多稿费,究竟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虽然稿费很多,但他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吃饭穿衣从不讲究,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皮经济烟。从来不让妻子存钱,也不让孩子乱花一分钱。“文革”中,因拿不出存款折竟被造反派打折两根肋骨。赵树理死后,除了祖上留下的几间老屋,竟未给子女留下分文。那么,赵树理的钱到哪里去了呢?只要说上几件事,你就一目了然了。
《三里湾》出版后,老友王中青和他开玩笑地说:“老赵,《三里湾》销量这么大,这次发财了吧!”赵树理激动地说:“你不知道,当时有三家出版社都要出这本书,我要想发财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就是为了书的成本降一点,农民花的钱少一点,销路广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为了使他们花的钱少,花的时间少,而收效大,我把篇幅也压到最少限度了。”
《三里湾》出版后,得了一笔可观的稿费,适逢组织号召作家买房居住,妻子便极力鼓动他买房子,当年(1955年)他即花了11500元在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买了一座有18间房子的四合院。后因新居离作协机关太远,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费两小时时间,他便请求总务科的同志为之调换离机关近一点的房子,不久被调到东单煤渣胡同马家庙二号,这座住宅只有9间房子,条件又差,花了1100元修理了一下才住进去。作协机关要找回他6000元钱,他说,把钱交给机关算了。后来他的老友王中青进京到他的新居前后仔细看了一番,对他说:“这马家庙值不上香炉营的一半,你换它干甚?”“为了工作方便嘛!”“那你至少吃了五六千元的亏。”他说,“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从来不计较其多少的。说甚吃亏不吃亏。”⑥1965年2月,赵树理举家迁回太原时,将用稿费购置的这幢私宅交公,分文未取。
赵树理的工资是行政10级,1953年1月,他由北京文联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有人劝他套成相应的文艺级,钱会多一些,他说:“我要那么多钱有甚用?”不仅如此,当时他就提出调整作家又挣工资、又挣版税双重待遇问题的建议,如主张取消版税等。他说到做到,首先放弃自己应得到的工资,直到后来稿费降低了,1958年下达了有关的规定,他才开始认真地领工资,但从此他下乡从不报销差旅费、医药费。平时每月交10元党费,出书时交的就更多了。家里什么家具也不买,每月的开支都要精打细算,但接济别人倒很大方。王春是他的好友,1951年末病故,他每年给王春遗属300元。老伴关连中说:“公家每月要给老王家生活费,咱们怎么还要给她钱?”赵树理说:“那么一点钱够做什么?她的孩子们还要上学,还要吃饭,咱们不管,行吗?”碰到为民造福的事,赵树理更舍得捐款。1958年春,家乡尉迟村的水库建成,为购置抽水机,他给家乡寄回1000元钱,并托人从河北大兴县买来苹果树苗,让女儿从北京随车带回,栽到尉迟村的山坡上,从此,家乡有了苹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