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佩英
时间：2021-07-10 20:0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疑问与追寻
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27日。([70]刑字第19号)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被平反,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成长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在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儿”。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在他的反复上访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80]中刑监字第295号)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文革的时候,国家给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在张大中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如果她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刺激了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后来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她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老大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杨永茹讲述。在采访杨永茹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是提到很多事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但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时,我和他握手告别,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第一次想把手抽出来,都没有抽出来。
张家的几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在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对母亲也都有独特的回忆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非常仗义,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间颇有一些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家庭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发言,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直到现在,他们也往往为其60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也难于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最难采访的是她的同事,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在问及关键问题的时候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就是主动参与迫害了他母亲,他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我有些怀疑,有些人真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过意不去吗?
王佩英的青少年
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据文革前的外调材料,王佩英的童年过着“剥削阶级生活”,家里有两个保姆。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那年,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还有20多间房产,3亩多坟地,应该还有一笔钱和家当。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但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1949年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王佩英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据一些校友回忆,这所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王佩英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当年就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张以成,1911年出生的河北人,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他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做律师。他在帮王佩英和她的远房亲戚打官司时尽心尽力,官司打赢了,两人也恋爱了。
婚后生活
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原来张以成生活困顿,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是出租一些空闲的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到北京谋求发展,但“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11岁夭折。1937年,张以成再到北京找工作,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张以成化名“路平”当小贩卖药,每个月有几元钱的收入。
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卖药生意也收入微薄。1940年,大儿子张运生出生。张以成记载,“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儿子喂奶,十分艰难。
1940年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女儿玲玲,还有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家乡。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了下来。
1941年秋天,张以成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但是就在这年的冬天,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平宪兵队,押在监狱里。起因是,他的一位在北平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北平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因此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是变节分子)。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变卖家产托人疏通。后来,打死日本人的那个好汉被捕了,张以成被放回了家。虽然生活平静了,心理还是不平衡。有时候会和好朋友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