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建国理论与现代国家想象
时间：2021-07-10 04:08: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孙中山在组建国民党时，把国民党的主要任务规定为革命建国，从而，革命成了建立现代中国的前提条件。孙中山亲笔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视“三民主义”为中国历史的留遗，在逻辑上设定“三民主义”的普遍性，并以此来框定“民主共和”国家的价值内含。孙中山的革命建国选择了“以党治国”的路途，但其革命建国理论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使其无法完成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
关键词： 孙中山 国民党 革命建国理论 现代国家想象
中国的现代政党虽然政治目标不甚相同，但就其国家追求而言，都带有现代国家的色彩。换言之，所有的中国现代政党都有明确的现代国家意识和想象，尽管这种现代国家想象的图景并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现代国家想象，即是国民党建党初期的国家目标。回顾和考察他们的现代国家想象，是感受中国历史脉搏的一个途径。
一、革命是建立现代中国的前提条件
国民党在建立之时，明确阐释了现代政党的现代国家想象。1912年8月，孙中山和宋教仁、黄兴等着手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所确定的国民党党纲有五项：“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国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之经济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和平，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1］从大的方面来看，国民党党纲规定的建设现代国家的任务有对内对外两大方面，对外政策无非是为对内政策服务，其基本导向是强化中央权力。党纲给国民党确定的任务，首先即是通过国民党的努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虽然有发展地方自治的意图，但绝非是建立联邦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单一制的目的，既有出于国家政治可统一的考虑，又有进行全面革新的考量。后者是通过强化中央权力结构来达到的。因而，总的来看，其对内政策是通过政党（国民党）建立现代国家，通过强化中央权力，来达到维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及全国经济的目的。
革命与建国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以一种回溯性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颠覆满洲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明确了革命的现代意义与传统意义具有价值对立和目的上的差异：传统革命虽然具有统治正当性转换的意味，但不存在价值的“进步”，所以传统革命只是造反，颠覆原有政权；现代革命则要在统治正当性转换的基础上，完成整个国家肌体的改造，具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换句话说，国民党对于辛亥革命的回溯，将革命的目的直接设定于建立现代中国。国民党所理解的现代中国的特征由其一大宣言表述得很明确：“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仅仅从这种理想诉求来看，国民党的现代中国其实已经在瓦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而导向于建立一个由现代精神支配、建立现代制度并全然优越于传统帝国的国家形态。其建构的整个国家结构表明，这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完全支配的结构。该宣言承认革命与建立现代中国的必然关系。那么，如果革命的目的是建国，革命无疑就充当了建立现代中国的手段。而革命压倒改良，则使革命成了建立现代中国的前提条件。
二、“三民主义”的普适主义与民主共和国家的想象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开篇即指明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在国民党眼里，所谓历史之遗留指的是“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是纵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精神：“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但这三者没有在中国真正地实现过，才是中国革命不已的原因：“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治久安之效。”在解释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的原因时，该宣言认为是“三民主义”的精神遭到了破坏，因而革命的发生其实目的就是在光复“三民主义”，同时“三民主义”精神的留存还是革命成功的历史思想资源。该宣言把近代以来革命的风起云涌解释为世界性潮流，认为这与“三民主义”的实现和完善同步，中国亦应顺应这一“世界所同”的革命浪潮，“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而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的圣人智慧外，还因当前革命内容的变化，即由民众而非独夫所发所成之革命，而导致革命手段的变化。同时，这也是国民党认为自己的事业具有道义性的原因。问题是，如果说“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留遗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无需借助西方来解释“三民主义”的普遍性。而以“三民主义”具有“世界所同”的公理性来为“三民主义”增加甚至论证其正当性，正是表明《中国国民党宣言》的现代性意味及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的跨越。
在孙中山的革命建国认识中，建国不仅仅是国家名号的变化，亦有实质性的价值追求。《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首先肯定了国民党自始即是革命性质的政党，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民国有名无实，人民困苦不堪。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就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国，无从建设。我们从此要建设民国，所以还要来革命。民国一天没有建设好，本党就要奋斗一天”。［2］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只是完成了革命的破坏任务，而建立真正的民国才是革命的建设任务。孙中山认为，与其等待将来再次发生革命，还不如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一次性把事情做好。“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像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像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3］孙中山所找到的这个办法就是通过革命，把中国改造成可以凌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即建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的遗教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说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相标榜的民主共和国还没有建立。因而，至少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孙中山的革命是没有限度和止境的。在此意义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发起二次革命和无数次的起义，完全合乎他的革命逻辑，对于他的革命来说，宪法不具有实质性的限制意义。
三、以党建国的路径选择与现代性之累
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国民党最终均把目光投向了俄国。为何如此，值得寻味。不过，俄国“以党建国”的路径选择及“党—国体制”当是接纳这一革命方式的原因之一。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把俄国革命当做中国革命的楷模，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通过独裁政治实现的，成功后俄国又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同时孙中山又强调说：“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4］由于当时国民党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因而，要做的是以党建国。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在1924年的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5］孙中山对国民党党员的要求是，国民党“党员”牺牲个人自由并贡献能力，以使“国民党”有自由有能力“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而此前国民党之所以会有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所致。因而，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首先是要求改组国民党内部政党与党员的组织结构关系，强化政党对党员的控制能力。而强化政党的目的，则是为进行国家改造提供有力工具。所以，孙中山所着意的，是建立一个结构内敛、中央集权的政党，再通过这样的政党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建立现代中国首先要把中国建立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说，要实现从帝国向国家的转变；而从国际法层面来看，则要实现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向拥有统一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最为重要的使命是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建构。而国民党没能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国民党当时在形式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但其成员与传统士绅的天然联系及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形态，无法将农村和农民有效整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促进农村与城市的同步现代化。而从国际层面来看，国民党政权与帝国主义无法割断的联系，无力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地位。对内、对外的现代化任务无法完成，使国民党丧失了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国民党宣言［A］.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99.
［2］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A］.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0.
［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A］.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41.
［4］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A］.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3-104.
［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A］.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