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施蒂纳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
时间：2021-07-09 00: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施蒂纳将“自由主义”理解为崇拜国家、社会或“人”的理论，包括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他认为，只有消灭国家和社会观念，消灭一般的“人”的概念，摆脱这些外在力量的束缚和限制，个人才能获得无限的自由，才能成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唯一者”。马克思揭露了施蒂纳对自由主义划分和理解的狭隘性和扭曲性，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说明现存国家、社会和思想观念，把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作为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
关键词：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个人
在西方近代，自由既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武器，又是它用来掩盖其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招牌，无产阶级也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奴役、争取自身自由解放的思想，小资产阶级也有出自本阶级要求的自由观念。因此，自由成为各种理论关注的焦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在1844年10月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在歪曲地论述了古代人历史和近代人历史的基础上，对“自由者”即“自由主义者”进行了批驳。他把“自由主义者”理解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和人道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是近代人中引人注目的“时新者”，他们分别把国家、社会或“人”作为最高存在，作为崇拜的对象，受到国家、社会或“人”的概念的支配，因而这些“自由者”所追求的是虚假的自由。施蒂纳从抽象的自我、极端的利己主义出发，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认为只有消灭国家、社会以及一般“人”的概念，才能使个人成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为无拘无束的“唯一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施蒂纳的这种无限的、绝对的自由观点，阐明施蒂纳所说的自由看似超越了一切外在力量的限制，其实，他对自由主义的分类以及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受到德国落后的社会政治状况的制约，受到其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他所理解的自由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夸张的形式和想象的成分，带有“神圣的虚构”的色彩。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解放的途径。本文侧重从社会政治哲学视角考察马克思对施蒂纳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以期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自由观的变革，进一步丰富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解。
一、对批驳“政治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
施蒂纳把“政治自由主义”理解为崇拜国家的观点，他把各种“市民风格的讲演”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表现。“市民风格的讲演”将国家作为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共同体，认为人们把在国家中的公共生活当作真正的、纯粹的人的生活。国家是抽象的、真正的人的化身，它赋予人们以“人权”，使之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国家同市民社会严格区分，它任凭市民社会人们“自私的冲突”的存在，认为这是无需过问的“私事”。施蒂纳反对将国家理解为自由平等的共同体，认为这把国家变成“尘世的神”了，从而抹杀了人的特殊利益和个性，否定了利己主义。“在这个神——国家面前，一切利己主义都消失了，在它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任何其它区别——人不外是人。” ② ③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7、111、114页。他呼吁人们从国家崇拜中摆脱出来，不要为国家效劳。
施蒂纳斥责政治自由主义者是理性的狂热追求者，认为他们所说的自由是有节制的“理性的秩序”，是对国家和法律的服从，是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他强调，国家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的自由，而恰恰是我不自由的表现，真正的自由是我“摆脱国家、摆脱宗教、摆脱良心”的自由。那些不自由的人们之所以自称自由，是因为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者不复存在，然而，这只是人的自由的假象。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封建专制的等级王国凭借许多小的诸侯王国将人们组织起来，即大国中存在着许多小国，行会等各种团体、贵族阶层、僧侣阶层、市民阶层、城市、村镇等都是“小的诸侯王国”。人们是这些小社会的成员，他们把小团体的精神当作“君主”而无条件地服从。“只有通过它的团体、它的阶层，个人才能与更大的团体——国家发生关系；就如同在天主教中那样，个人只有通过僧侣才能与神交往。”②后来，第三等级推翻了封建统治，消除了等级制，使自己成为唯一的等级，从而形成民族和国家。这样，人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无中介的直接关系了。在这里，国家是唯一的主人，每个人都是它的公民，国家以这种方式使每个人得到平等的自由。因此，所谓自由是指“在人与国家之间不再隔有中间人，人与国家处在一种直接和没有中间环节的关系中，因为人是公民，并非是他人的臣仆，甚至并非是作为个人的国王的臣仆，而是就其作为‘国家元首’这一性质而言的臣仆”③。可见，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中介的自由，这同宗教改革的情形很相似。宗教改革宣称的自由不过是摆脱僧侣的中介，个人通过内心信仰而与神直接联系。这依然以宗教的存在为前提，个人依然受到宗教信仰的禁锢。与之类似，政治革命只是摆脱了各种小团体的中介，个人直接与国家和法律相联系，这依然以国家和法律的存在为前提，个人依然受到国家和法律的束缚。国家和法律所允许的个人自由无非是自由竞争，这是个人与他人的对抗，并非个人的真正自由。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是在落后的德国社会政治背景下理解政治自由主义的，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驳受到其狭隘的德国眼界的束缚。马克思以广阔的视野看待资产阶级及其历史作用，他注意到，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大有所为”。法国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夺得了欧洲大陆；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进行了工业革命，它将印度变为殖民地，并开创了世界市场。与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相比，德国市民只有小孔小眼的地方性利益，尚未发展成全国统一的阶级利益，因而经常遭到其他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使得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陷入幻觉，以为思想观念可以脱离物质利益而独立存在，以致他们采取的是远离物质利益的道德伦理的形式。他们安于过“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的日子。德国的落后状态使之未出现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因此，德国哲学家们满足于道德说教，而不想触动现存社会制度。受其影响，青年黑格尔主义也迷恋于道德哲学。德国哲学对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用泛爱的空谈和说教引导工人运动，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