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和“种族”
时间：2021-07-06 12:00: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作为黑人和牙买加后裔，霍尔并没有把自身的研究局限在单纯的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上，而是把对“新族性”的研究作为研究英国文化的切入点。霍尔认为，种族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文化状况相关联着的，“新族性”渗透于文化的各个角落，因此对“新族性”的研究其实是对英国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新族性
作者简介：克莱尔·亚历山大（Claire Alexander），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事种族、移民与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李媛媛，女，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6-0010-10
一、对斯图亚特·霍尔的定位
毫无疑问，霍尔的声誉和影响力是可以穿越国家和学科界限的，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致力于研究其学术贡献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图书馆网站列出了从1957年到2004年间的317篇（公认不完全统计的）独立出版作品，这些书目反映了霍尔职业生涯的广泛性——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到后来《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再到公开大学教学资料的编写，以及出版杂志文章、采访和书籍，在学术界甚至超越学术界以外，提出了批判的学术干预。主题范围包含从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0）到“八卦专栏世界”（1967）；从“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笔记”（1974）1到《通俗艺术》（1964） 2；从《年轻的英格兰人》（1967）到“英国黑人”以及从影响深远的《监控危机》（1978）到形式多变的“新族性”（1988、1992）。
粗略地扫一眼这个书单就能知道霍尔作品的确切特征——兼收并蓄，包含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偏爱合作创作以及短暂的、批判的干预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努力，致力于教学事业，并将学术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中。政策和政府文件表明了霍尔在学术界以外的声誉，以及他长期以来对社会变革的参与，从1967年（为英联邦移民国家委员会所著）的《年轻的英格兰人》到2000年影响深远（为拉尼美德基金所著）的《英国多种族的未来》——这些书籍的重印和翻译成多种语言证实了这些干预措施在各个时间和空间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一网站还列出了1982年到2003年之间的129篇特邀讲座和会议论文，从剑桥大学到西印度群岛大学，从英国电影学院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艺术委员会到夏灵基市市政议会——这个列表体现了霍尔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声誉。1它甚至没有列出霍尔无数次在新闻报刊、广播和电视节目中露面（从BBC的电视节目《新闻之夜》到电台节目《荒岛大碟》），这些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他在英国乃至国际上家喻户晓，并且使其成为英国少数的真正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我认为第二个角色在霍尔作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常常被忽视，但它对理解霍尔的学术选择和他更广泛的重要性起着重要作用；它表明了霍尔坚持认为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可分割，坚持认为十分有必要将思想观点向尽可能多的观众传达并且鼓励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这就是亨利·吉鲁（Hey Giroux）所说的“批判公共教育学”。正如霍尔本人在2006年与劳里·泰勒（Laurie Taylor）的一次访谈中评论的：
我是一个智力上的悲观主义者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我真的认为，你需要分析你眼前的事物，并试着去了解它们是怎样的，而不是你希望它们成为怎样的东西，然后试着找出改变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成可能。对，这就是我的策略。
矛盾的是，鉴于斯图亚特·霍尔的影响力和声誉范围，他同时也是一个“古怪的”英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学术构架和写作风格最初形成于牙买加的英国化殖民教育体系，接着在多文化的后殖民英国时代，经历了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霍尔对自己的定位主要是在这个特定选择的民族和历史背景中——对此他称之为“我们的岛国故事”，或者，更讽刺一点说，是“在野兽的肚子上”[1]（P191）。他作品中反映的焦点在“这里的问题而不是那里的问题”[1]（P195），无论是撒切尔主义的兴起、新工党的失败，还是“英国多种族的未来”、英国左翼政策变化引起的担忧问题。将霍尔定位为英国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毫无疑问地巩固了这一声誉——近年来出版的关于霍尔作品研究的三本英国书籍都以定义霍尔的重要性为起始，并以此结束；而格兰特·法雷德（Grant Farred）形容斯图亚特·霍尔为“文化研究的化身……政治上被普遍神圣化（地方性政治化）的代言人，走在身份政治研究最前沿的通俗的理论家”[2]（P168）。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种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关系——霍尔领导下的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全球扩张——既是霍尔国际性声名鹊起的基础，同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主要局限性所在。例如，罗杰克写道，人们曾批判霍尔“时髦”、“潜在的狭隘”以及“对英国问题的执着”——对此，罗杰克本人则含糊其词地称为“‘英国性’问题”。[3]（P29）当然，可以说文化研究来自于三大思想家及其文本，霍尔称之为“驻足不前”[4]（P32）——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1958）、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的《文化和社会》（1958）和 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这些作家和作品像霍尔自己一样主要关注英国文化的观点，虽然是从边缘的角度。但霍尔与“英国性”的关系却存在固有的矛盾：正如他告诉陈光兴教授的那样，“由于接受过殖民地教育，所以我内心里了解英国。但我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英国人”[5]（P490）。
霍尔1964年来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值理查德·霍加特任主任期间，1968年霍尔接任主任一职后，果断地调整了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这一转变中，罗杰克引用理查德·霍加特“简洁”的观点，霍尔使得文化研究“更政治化也更理论化”[3]（P66），当然，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影响也为文化问题向权力、争斗和抵抗话题的开放提供了重要途径。虽然中心许多工作的重点是关于阶级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通过仪式抵抗》，1976），但往往有关性别和相对不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话题也被痛苦地打开了。不管历史存在多大争议，霍尔的存在以及他和英国性观点之间存在的含糊不清的关系也挑战了文化研究的民族界限，同时也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巩固和全球化发展开辟了道路。1保罗·吉尔罗伊曾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进行过评论：“斯图亚特是第四大人物；他的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形成、移民经验以及对种族研究的关注从不同的侧重点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批判性的理解。”[6]对此，霍尔在采访中告诉巴克：“文化研究源于我与那段经历相妥协的斗争，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在其他地方，霍尔同样也表示：“在思考我自己的身份过程中，我意识到这始终取决于你是否是一个移居者这一事实，取决于你其他方面的不同之处……殖民地问题往往就是‘其他某些地方’——双向边缘化、流离失所，而不是取决于他/她在哪里，或者从何说起。”[7]（P114-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