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概念辨析

时间：2021-07-06 08:01:1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新的社会阶层”概念是新世纪以来对特定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概括，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声的社会转型的附随后果，是国家治理面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政策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延续。考察“新的社会阶层”概念背后的社会变迁及理论预设，是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必要前提，也是理解我国治理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知识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2-00053-05
　　一、阶级分析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方法论
　　阶级分析法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方法论之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依据阶级分析的结果制定重大社会政策，开展集体行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方法论。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以经济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为限，并以政治标准为主划分阶级，指出中国革命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此种阶级分析和调整的结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分析方法仍被沿用，成为随后“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土地改革”等重大事件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后续系列补充文件，将中国社会的阶级确定为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等13种。其中贫农、下中农和工人是革命路线的主要依靠对象，其他则为革命对象或被争取对象。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私有制被消灭”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复存在，国家的阶层构成与职业分化基本一致，即分化成了“工农兵学商党政”等几大职业群体。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其中“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劳动阶级”，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剥削阶级，这一阶级划分为随后的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并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政治挂帅”的年代，1949至1978年的工业化进程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根据白威廉的研究，当时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0。此一平均主义和去阶层化的社会结构仰赖多种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支撑，包括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为缩小工资差距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日用消费品的国家配给制及住房分配制等。在产业发展上以重工业为主，与日常消费关系大的轻工业和服务行业远落后于人民需求。从1949年起，在此后的30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政策在消除社会不平等、抑制社会分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几乎不存在因经济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分层，与之相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再分配经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横向关系被切断。
　　改革开放以来，此前延续多年的“政治分层”标准逐渐被更具复合性的标准所取代，以适应中国改革进程的需要。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将知识分子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了“拨乱反正”议题，即给农村被定为地主富农者“摘帽”，在城市恢复了原工商业者的劳动者身份。我国的社会结构变成为“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对这一阶级阶层变迁状况，1982年宪法进行了宣示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两阶级一阶层”这种相当宽泛和粗略的划分，避免了过分政治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回应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的历史需要，为改革奠定了较为稳健的政治和观念基础。由于阶级和阶层划分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含义，它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如何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议题，还是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出台的基本背景。由此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按照社会状况及形势需要相对灵活地调整阶级阶层政策和社会分层标准。
　　二、市场化改革中的社会分化与“新的社会阶层”出现
　　改革推进的每一步，都与对革命力量的辨识与区分紧密相连，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群体之定位，也与改革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总体来看，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阶级分析”被刻意回避，通过试点、口头同意、具体政策等进行适应性调整，这与1978年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宰中国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有很大的不同。
　　（一）市场化改革中的社会分化与政策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和中间阶层的崛起。市场化改革的最直接成果之一就是个体户及私营企业的出现。新的社会群体出现是市场化改革的附随后果，对市场主体的过多限制会极大阻碍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由于特殊年代对雇工问题的敏感，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32”。有经济学家甚至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一些地方甚至出台政策限制私营企业发展，甚至点名批评“大队干部借集体名义入股办厂谋私利”。1981-1991年间，党内外对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抱着谨慎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很多私营企业采取“戴紅帽”、慈善捐助等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一度出现了许多由私营企业主运营的“合作组织”“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之相联系，就学术研究而言，以阶级或阶层为名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在中国知网上1985-1999年间的此类研究平均每年约300篇。2001年开始出现井喷式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分化及学术界对此的认知。
　　一方面，个体和私营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1987年全国约有私营企业22.5万户，雇用员工360.7万人。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一度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原罪、偷税漏税、贿赂腐败”的讨论，导致了私营企业主群体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私营企业对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与公众对此群体的态度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反差，为积极回应社会现实，1991年中央“15号文件”明确了私营企业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属性，确立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由此，私营企业主成为党“团结的对象”。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方针。1992-1995年间私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单是私营企业户数就实现了年均23.9%的增长率，这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及相关政策对私营经济的肯定与支持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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