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学分析对中国政治的启示
时间：2021-07-06 04:0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政治作为一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作为社会百态的一面镜子，文学来源于生活并反应生活。本文从现实主义文学出发，结合东西方文化哲学和古今政治文化发展历史，以个体作者为出发点剖析文学中的政治话语权并以此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解决途径。文章主要讨论了个体作者和政治的关系，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讨论深化文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和新出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启示。
一、内容
（一）个体作者与政治
Iván Zoltán Dénes 在论文《个人的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四个解释》Personal Liberty and Political Freedom Four Interpretations中这样说到“每个人都参与政治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媒介和先决条件，自由连接着人类之间的关系”（2008:84）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被视作政治的基础组成部分和重要参与力量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Hannah Arendt曾确定革命传统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民主参与和自我管理式的政治”（同上），个人参与政治有利于加深社会对政治的深刻认识，便于个人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个人与集体之间能够产生积极互动将会给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个人（少数人）与集体（多数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民（融合了少数人的多数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权威”代表政治经济中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在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人。
图1共同身份与权威的意义
从图1看出，大多数人的立场和与权威相冲突的少部分人的立场，函数所表示权威与少数人身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b条件中大多数人并和权威分享身份意义，挑战权威的要排除少数人的团结。（Suba?ic & Reynolds & Turner，2008：321）
古今中外作者、文人作为社会个体中特殊的一部分受过系统教育熏陶，有着较高理性思维的社会阶级在都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可以提高标准化的民族语言……”(Lall & Vickers,25)，具有系统全面的文化知识都是衡量文人阶级的重要标准之一。《论语·雍也》：“质胜文则也，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中国“汉代统一天下之后，士与统治王权之间的关系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们的处境，与战国时期大不相同”(龚鹏程，2009：37)，这时候文人不仅仅作为藻雕章的作者或是谈经论道的儒生，还成为专门为统治阶级撰写文章管理朝堂的“文吏”，完成了文人从“作者”到“官员”的世俗化转变。
在西方国家“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一样，Machiaveli改变了传统的思想，寻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Wagner,2009:13）,Machiaveli是中世纪后期西方第一位摆脱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道路的政治思想家。中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以宗教和神学为统治思想，神父或牧师担当着师者角色；神父或牧师都极具宗教色彩“用这样的方式，极权主义政党自身变成了一所教堂并且声称需要其支持者的灵魂”（Gentile，2006：67），政治和文学有着特殊关系，甚至有时候文学可以成为政治工具；事实证明存在社会中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度对政治的关注度越大。“主流文论关于真实性的讨论的最大特点是，从与政治倾向性的关系的意义上来谈论。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历史发展的方向一致的原理是以后所有论证政治倾向性的合理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黄开发，2007：305），由此可见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二）作者与话语权
1.限制话语权
作者代表着一定观点和理论，在叙述故事讲述事情经过或是描述事物的时候的话语权包括如下三点：探索信息或者观点的权利；接受信息或者观点的权利；区分信息或者观点的权利。作者能够较大程度在自己的作品中拥有话语权并不代表可以蔑视社会准则，话语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上的；不管是在任国家任何制度之下，社会个体的自由总是被有效的约束在法律之下。“人们很重视已达成的社会准则。正面的价值会出现在对话中这些准则需要被承认和理解，为了解决和化解矛盾，最后共同达成一致”（Baker，1992：82）社会准则是一定存在的虽然在一定情况下会限制到作者的主观创造性并限制了作者的话语权，然而作者的话语权范围应该在法律和社会准则之下。
作者的话语权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对作者的意识形态会造成直接影响，有时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制约作用；出于不同的经济原因和政治需要作者的自我创造范围被固定在一定的区域。这些固定的区域符合社会道德伦理以及法律要求。法律社会约束和个人自由相对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相对立；中间不乏可以相互妥协互相包容的区域。作者创作自由指的就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拥有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不同，有时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有整体的影响，因为意识形态的迥异，所指涉的权力抗争较为明显。语言背景有时不能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孙艺风，2004,273),作者的意识形态会受到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就直接导致了作者话语权在一定程度的丧失。
“由于后者的恐惧更为接近真实，前者的恐惧更流于形式，因此，今天的编辑记者更多地表现为迎合那些‘掌握了决策话语权的人’、‘掌握政治经济权利的人’、‘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的人’”（李希光，2004:149）。以上例子说明在作者组织话语或编辑文章的时候会受到诸多因素限制。
2.作者的政治话语权
“语言是逻辑思维的根据，语言是思维的唯一工具，是动作再现的唯一形式传统观点”（涂纪亮，2007：159）由此可见语言（话语权）对思维的影响力，语言的传播不仅作为文字或者声音符号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着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最优秀人群，他们有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仅会忽视社会的弱势群体和改革开放的失败者，他们还会更多的迎合这个族群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同上），以上所描述话语权过分集中所带来的影响，这将直接导致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优秀人群会受到过分追捧。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良好的运作机制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经济稳定；社会结构合理；文化氛围融洽。不同文化对政治影响更大，政治强势程度和文化强势程度成正比，经济发展强势情况和文化发展强势程度成正比。
图2 不同文化对政治划分和经济刺激的作用
图2清楚的表示在经济刺激疲弱的情况下政治边界的划分极具升高，这就是说政治自治区域的前提是它必须带来丰厚的回报。图示表明在经济刺激疲弱的情况下，不同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更大。（Miodownik,2006）
图3 经济激励措施对政治界限,文化差异的影响
经济是造成自治的唯一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经济刺激对于文化的影响没有政治那么大，经济刺激促进了区域自治的需要。如图3所示当经济刺激活动变强时政治边界会急剧扩张。但是，文化条件的影响变强的时候竟然对经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以文化为背景的诸多因素（比如渴望政治上得到展示，恢复历史特权，维护宗教权力的群体，等等）是造成区域自治运动勃发的主要原因。经济刺激表现在当文化影响变强的时候区域自治活动会更加频繁。经济刺激增强了，文化对区域却没有什么影响的地区会更加追求自治。在这些区域经济刺激将会是他们寻求区域自治的唯一动机。（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