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官员:代表中国政治的良心
时间：2021-07-06 00:02: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另类，顾名思义，相对于“普”类而言。在中国，绝大多数官员应该是“普”的一类，所以，只要官员讲话少了点官腔套话，表示了少许个性，就一律被视为“另类”。这样的另类标签，暗含着一个命题：说官话是正常的；而不说官话，展示个性，反倒是不正常的，属于“另类”。
就像此期策划提到的李金华、仇和、王天琦、李仲彬、姜宗福等人，也许都是官场中的另类；许多时候，舆论习惯以更富主观色彩的人物个性予以传奇式解读，至于另类官员面临的那些无奈与困惑却爱莫能助。
这些官员之所以有“个性”，同样是具有了“人间表情”，而且他们的作为还总是充满争议。他们一方面或敢于挑战官场的“显规则”、“潜规则”，敢做敢当；或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公共利益振臂高呼；或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成为官场的“另类”。但同时，他们的大刀阔斧，有时候又有着太强的个人意志，过于浓厚的人治色彩。比如仇和在昆明因官员开会睡觉而责令其辞职，这是否符合程序，值得一议。而他在宿迁推行的卖光式、现在看来依然非常激进的医疗改革，也是众说纷纭，充满无尽的争议。
当今天越来越多的“个性官员”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让这些个性官员既能充分地保留和发扬“个性”，敢于改革和创新，同时又能将这种“个性”框架在一个自由、民主和合手法治的理想状态之下，而不是完全的个人拍板、率性而为、长官意志和感情用事，甚至“作秀”。只有当这两个方面能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那么所谓的“个性官员”，才可能不因争议才为人所知，让人又爱又怕。
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
中国涌现越来越多个性官员敢说真话说狠话
当下，中国官员的变化有目共睹。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见到媒体不再躲躲闪闪，甚至主动递上名片。
这种变化上“自癌堂之高”，下至“封疆大员”，让这几年跑时政的记者感觉“越来越有料”了，也让老百姓觉得官员们离自己更近了。
新中国建国初也有一些官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最有个性的当数毛泽东，他的“铁畹”风格是那时西方不敢小觑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他们的政治智慧和风度翩翩让许多外国政要至今难忘。
但那时候普通官员出头露脸的机会很少。长期以来中共提倡的集体决议、民主集中和中国传统的不出头、不逞强的思维习惯，使官员都湮没在文山会海中，会议一致通过是很长时间以来官员观点的集体表达。
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中国那时的官员更多是紧张型、拘谨型。
这种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在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第一次以西欧方式见记者时得到了破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四百多名记者争相报道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新形象。
改革开放后，外交官成为首批出现在镁光灯下的官员，而后，大批官员主动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前台，还原成一个人的形象。
江泽民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选用不同的语种交谈，一下子拉近了与各国领导人的距离。胡锦涛春节甘肃剪窗花，一下子拉近了和定西农民的距离。朱镕基、温家宝则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分别以睿智、专业和儒雅、深情，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官员的“智”与“仁”。
此后，中国政坛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有个性、有才干、有胆略的能官、强官、个性官员，如原国务院副总理“铁娘子”吴仪；“刚柔相济”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敢于说狠话、被称为灭火部长的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刚卸任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承诺杜绝官场潜规则的前商务部部长、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称国家财产看门狗的原审计署长铁面李金华；敢于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数次刮起环保风暴的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等等，都被归入此列。
这是当今社会多元化使然。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说，这些部委官员所分管的领域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再加上媒体的渲染，现在的官员比过去有了更多露脸和表达的机会。从敢说话到敢说狠话、敢说真话，让一批官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共性”到“个性”的突围
有人以为，这些官员虽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但他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触犯和挑战了事关政治生命和前途的官场潜规则，违背了数千年来几乎无人对此提出质疑的官场共识。
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先人不断创造出诸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至理名言。千百年来，这些都被尊为做官或从政的座右铭。即使在当下的中国，行走于官道之上的众多有理想或抱负者，甚至一些刚刚涉足官场的政治幼童，也都热心于研习、掌握最基本的为官常识和行为准则：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察言观色，谨言慎行；不苟言笑，老成持重；难得糊涂，回避是非；低调为人，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等。
也许正是由于数千年遭受儒家思想浸润和陶冶而形成的中国官场文化，人们对这样一些官场规则和官员“共性”已经习以为常，李金华、潘岳和张保庆他们才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和弥足珍贵，社会才把他们说当说之话和做当做之事，看作是对官场规则的挑战和突围。
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这些真正体现人民公仆秉性的所谓“个性官员”，以他们在阔大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表现，感动着期盼吹来政治清风的每一个人，感动着整个中国。
李金华担任国家审计署领导职务20多年来，一再推出爆炸性的审计报告；潘岳走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不仅主导了在全国刮起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环保风暴，而且极力坚持和推行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重要贡献；张保庆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冲冠一怒，给予若干党政部门、教育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重重一击，无疑加快了贫困学生助学贷款问题的解决；李毅中在全国各地近乎奔命般的行走，终于唤起了各级党政官员和全社会对安全问题的起码重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正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
有诸多媒体或评论认为“个性官员”的出现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已经进入21世己，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这样一些时代条件，我认为，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我们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被专制和等级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环境之下，人们往往期盼明君贤臣的出现，期待海瑞和包公那样的“子官”，而很少对制度提出质疑，很少把注意力放在制度或体制的变革之上。这也许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一个内在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的社会发展没有经历过比较完整和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也不过50多年，因此反对并不断涤除封建专制时代的残余影响，仍将是中华民族一项长远的历史任务。在已经进入21世己的当代中国，“个性官员”的出现无疑推动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但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像李金华、潘岳、李毅中和张保庆这样的“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依靠制度解决问题。与所谓“个性官员”相比，制度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指出，制度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李金华、张保庆们这些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和张保庆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
(摘自《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