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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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关键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庆谈判；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5－0164－07
关于重庆谈判的缘起，传统的解释主要是从抗战结束初期中国政治自身演变的态势来分析的，即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国民党暂时还不具备打内战的条件，介于国共之间的民主党派所宣传的“中间道路”又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形成了战后初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特殊平衡，重庆谈判正是这一特殊政治平衡条件的产物。近些年来，随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关于重庆谈判缘起的传统解释明显地把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美苏大国关系的背景，可以说，重庆谈判是“二战”结束初期美苏大国关系在中国的一种政治折射，其中既反映出了大国关系对战后中国政治的支配，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在受到这种支配的同时又试图去抑制这种支配。正因为这样，战后中共没有屈从于大国的压力，而是继续推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冲破雅尔塔会议确立的远东政治格局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本文试图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战后中共的影响这一视角来分析重庆谈判的缘起。
一、从七大到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对战后中国革命的设想
关于抗战结束后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是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所面对的一个重大、严峻的问题。在七大期间的多次讲话和报告中，毛泽东通过对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估计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关于战后中国革命发展的设想。
关于战后的国际形势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判断：一是战后的世界政治是以大国团结为主，在英美苏三国之间“过去存在过，将来还可能发生某些争议，但是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是一个决定一切的条件”；二是基于对苏共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同质性的认识，毛泽东预计战后苏联一定会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认为战后“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当时在延安出席七大的苏共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1945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七大上“所有发言者都坚信，苏联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会找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来。苏联是不会任凭中共遭到毁灭的”。这表明毛泽东和全党对于战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充满了期望；三是由于1944年底1945年初赫尔利调节国共关系失败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了“扶蒋压共”，战后中国革命最大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干涉，防止中国出“斯科比”的危险，因此，“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或失去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三个判断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战后美苏仍然能够维持战时的同盟关系，那么这会大大减轻战后中国革命的国际政治压力，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则会大大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虽然美国已经露出了“压共”的倾向，但由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到来了”，加上美国人民的反对以及美国资产阶级的分裂，战后的中国还是有极大的可能和有利条件去避免来自美国的干涉，独立自主地推动战后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七大期间毛泽东集中阐述了在联合政府的政治制度框架下解决战后国共关系和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发展的设想。关于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毛泽东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行说明时分析了三种可能，一是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但实质仍然是独裁政治，三是以我为中心，继续发展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扩大解放区。在这三种可能中，毛泽东所心仪的是第三种可能，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中写”。如果说，前两种可能是立足于谈判，那么第三种可能则立足于独立自主地斗争。对于与国民党的谈判，其实毛泽东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关于这一点，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
从七大到抗战结束前，毛泽东对战后中国革命的这种设想并没有发生大的框架式的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在蒋介石挟同盟国之力试图垄断对日授降权并且抢夺全部抗战果实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国内战的危险估计得非常严重。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中把蒋介石称作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指出：“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第二天，即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新华社记者揭破蒋伪合流反对中国人民的大阴谋》的文章，指出：“不论是南京伪政权，或是重庆蒋政权，都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政权。”“蒋介石这种认贼作父，视民如仇的想法，中国人民已经认识清楚了。”在对国民党打内战危险的严重估计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形成了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下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在苏联参战的有利条件下“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8月11日，《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在目前阶段应该“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在将来阶段则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8月12日，《中央关于必须力争占领的交通线及沿线城市的指示》详细列举了必须力争占领的十一条重要交通线。中共中央的这种斗争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冲破蒋介石对对日授降权的垄断，但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实现革命重心从农村到城市转变的战略意图。1945年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从乡村到城市，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我党七次大会所预见的转变，由于时局的突变，现在要迅速加以实现。我们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