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时代的宪政变迁与国家建构
时间：2021-07-05 16:00: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大变局时代的宪政变迁
宪政史研究以文本为中心，这似乎是个惯常做法。之所以如此，可能一方面是为了宪政史书写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是宪政史研究之法学立场的凸显。但很大程度上，宪政史考察的是激变时代的宪政变迁，用阿克曼的说法，就是更接近于“宪法政治”时代，而非常规政治时代，具体的宪政变迁之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按部就班的宪政文本排列中所呈现的格局。以清末民初为例，就宪政文本而言，似乎仅仅有《钦定宪法大纲》《临时约法》《袁记约法》等寥寥数部宪法性文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成文宪法，要追溯到1923年的贿选宪法。但实际上，从1911年到1917年，短短的六年时间中，却积聚了武昌起义、临时政府成立、清帝逊位诏书颁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复辟、南北分立、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诸多政治性事件，属于典型的宪政激变时期。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末民初这段宪政激变的“旧邦新造”不过是3000年中无数次“旧邦新造”的一次，但无论如何，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制度的最后一次尝试，也在这一时段宣告失败。所以，尽管是短短6年时间，但对于其时国人乃至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却着实不啻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大变局时代的宪政变迁？则可能需要我们摆脱一种简单的标签化理解模式，而是需要充分回溯到当时的政治语境，并将之置身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视野。从帝制到共和，看似简单的一个标签化书写，但背后是纷繁变化的政治情势，而其时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格局，更增加了这种政治情势的复杂性。或许，对于近代中国宪政史研究的深入而言，真正需要的就是充分挖掘宪政变迁中的这种复杂性，并给予妥帖的解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个在20世纪初期仍然是垂垂可危的老大帝国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屈辱与磨难后的“旧邦新造”的意义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章永乐博士的《旧邦新造：1911—1917》，正是这样一种宪政史研究的可贵尝试。该书核心主题即是1911—1917年期间中国在多民族王朝国家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军事力量控制权高度分散、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恶劣环境下艰难的“旧邦新造”历程。作者的理论抱负，也由该书所试图处理的“旧邦新造”主题可见一斑，即不仅仅将民初的宪政运动视为一个个简单的宪政事件，而且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几千年政治发展的“旧邦新造”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这可能也是作者缘何把具体的分析放在1911—1917年这个时段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时段，正是共和观念与君主观念彼此纠葛的年代，也是共和制度艰难建设的年代。
用作者的话说，该书试图回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纪念碑式的历史：第一种史学是20世纪革命胜利者的自我肯定，采取的是带有历史目的论色彩的叙事，将历史的过程看做胜利者走向胜利的单向通道。但它在为胜利者树立纪念碑的同时，也将其他政治主体变得过于单薄与渺小”，而“后悔史学”则“痛感20世纪中国历史的动荡与苦难，反复探讨历史的其它可能性，并试图把未实现的可能性树为正统，从而将现实的历史进程判为值得‘遗憾’或‘后悔’的‘歧途’”。因此，章书试图同情地理解历史上那些被革命淘汰的“失败者”为近代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所作出的努力，从而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但这并非将其不假思索的 “一笑泯恩仇”、携手共入宪政运动的先贤祠；更非痛感于寻求富强压倒宪政实现的所谓宪政工具主义或者未实现的总是正统的“后悔史学”。就1911—1917年段的诸多政治主体而言，他们都试图通过宪政实现政治整合和国家建构，虽均未能实现其制度初衷，但“失败的遗产”并非全无意义，细致梳理上述政治主题的摸索细节，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有一个更为深切的认识；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下重思百年前先哲们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对于文明连续性的呵护，也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肩负的国家建构、文明复兴的使命。
宪政变迁与国家建构
针对近代中国宪政变迁的艰难历程，中国宪政史的研究者们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说模式，有质疑其时主事者立宪诚意者，有归咎于缺乏妥协的文化基因者，不一而足。也有强调中西宪政实践之语境差异，认为近代宪政先哲们将宪政视为寻求富强的救国之路，进而陷入与宪政原有的“限政”初衷相背离的“宪政工具主义”，导致了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所面临的政治格局，对外是如何抵制外国势力的侵略与压迫；对内，则是完成国家的实质性统一。当时宪政先哲们对于中国宪政之路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救亡与统一”的时代主题之下，其问题意识具有明显的宪政救国情怀。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是在一种外部列强环伺、内部军阀混战的乱世格局之下进行的，而宪政运动本身，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的救亡图存与国家统一问题。毕竟，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有效主权和国家能力的统一国家，所谓实现宪政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时，近代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中，早已不是奉行管得最少的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所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而是奉行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扩张时代。此时西方诸国的国家形式，同样经历了权力高度扩张和集权化的过程，同样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全面整合，确保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将近代中国宪政变迁之艰难历程的原因归结于“寻求富强”的所谓“宪政工具主义”，不但可能对宪政先哲们缺乏同情之理解，而且也不符合当时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国家权力扩张化趋势。那么，对于这种寻求富强、宪政救国的所谓宪政工具主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近代中国宪政学说频频出现，但又一直被时下宪法史研究者忽视的一个词语：“建国”。无疑，此处的建国，并不同于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建国，而是表明旨在建立一种与传统王朝国家形式相异的现代国家机制之宪政旨趣，用一个专门的政治学术语讲，就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一部近代中国宪政史，就是先哲们在乱世危局中探求建立现代国家之路的宪政蓝图的历史，这种现代国家，是一种具有有效政治权威和国家能力的与传统王朝国家迥然有别的宪政体制。我们所说的近代中国宪政变迁中背离之宪政“限政”初衷的寻求富强的宪政努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恰恰是实现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宪政转型。所以，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我们才可以充分理解近代中国宪政变迁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