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小康颠倒大同与小康

时间：2019-04-12 03:3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通过解读康有为的《礼运注》，试图一探康有为的思想。康有为非常重视《礼记》中的《礼运》篇，为之作注，以应对当时的时代问题。但康有为改经，他一方面调整了《礼运》的结构和次序，甚至也改动了原文。康有为以经就己意，实则是“六经注我”，他不顾经文之语境，将自己对大同和小康的理解悄悄地窜入《礼运》之中。
　　关键词：大同；小康；隐微写作
　　《礼运》篇在康有为之前只是《礼记》中普通的一篇，但自康有为注《礼运》，使之单独成篇之后，此篇的地位一举提高。梁漱溟曾说：“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此（谓《礼运》篇，引者注）。”{1}可见一斑。
　　晚清之后“大同”、“天下为公”、“小康”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渐流入民国以及今日重要的政治与日常语汇。中国士人应对新局面之时，往往从古代典籍中选取一些篇章，注释并使之单独成册。宋代朱熹注释《大学》、《中庸》，之后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以此应对佛教入中华所带来的问题。清代士人为应对内忧外患之局面，康有为注《礼运》，皮锡瑞注《王制》，皆是此思路之继续。
　　康有为《礼运注》作于何时，众说纷纭。康有为自述作于“孔子两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2}。但《礼运注》所作年月不断遭到质疑，钱穆即言：“今与其信《礼运注》之年月，不如信《长兴学记》之年月。两书相较，定《礼运注》在后，且应在《新学伪经考》后，更应在《桂学答问》后。殆长素欲以自掩其《伪经考》剽窃之迹，故为此序倒填年月以欺人耳。”③钱穆得此结论，自有一番考证与论述，其论述比较有道理。《康有为全集》的编者在《礼运注》前加按语，言“本书康有为自署作于1884年，显系‘倒填年月’。论者或谓撰于1897年，论据亦欠有力。查康氏1901年至1902年避居新加坡、印度期间，除遍注四书外，并系统演述《礼运》大同之义。是本书应作于这段时期内。”{4}汤志均先生也说：“《礼运注》不是一八八四年所撰”，“应在受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之后。”{5}
　　《礼运注》成书年代诸说纷纭，真伪难以判定，只得存而不论，本文着力于解读康有为《礼运注》。
　　《礼运》篇主要谈大同与小康，全文浓墨重彩地写小康，只是开篇几句言大同。大同可以表示为“天下为公”，小康则是“天下为家”。康有为以仁运与礼运来区分：“仁运者，大同之道。礼运者，小康之道。拨乱世以礼为治，故可以礼括之。”（554页）1919年，吴虞作《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其文意在攻击孔子《礼运》篇窃自老子，吴虞说：“孔氏盖闻老聃‘大同’、‘小康’之绪论，故虽亦揭‘大同’之旨，而仍注重于‘小康’。”{1}吴虞意在攻击孔子，因此，他说《礼运》本于老子，此说或不可信，然其言孔子“仍注重于小康”则是也。
　　《礼运》篇中大同与小康篇幅相差悬殊。我们或可推断：孔子不轻易言说大同，盖因大同是社会之非常态，小康则可浓墨重彩地描写，因其是社会常态。孔子将“大同”放在过去（“三代”），“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康有为却将“大同”放在今天和将来。“大同”既在过去，只可以缅怀或效仿，不可于当下实践；但大同若在今日和将来，则大同可以实践。康有为薄古重今，他断定两千年中国皆是小康之世，两千年先儒之言皆是小康之道，甚至三代亦不过是小康而已。（553页）康有为先做历史叙述，将中国历史皆归于小康之世，将此前之道归结为小康之道。对于当下的情况，康有为判断道：“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553—554页）今日中国为小康，按进化之理，则应进到大同，不进化至大同，是“今世之病”，康有为作《礼运注》之意则是“窃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旧方，不揣愚妄，窃用发明，公诸天下，庶几中国有瘳，而大地群生俱起乎。”（554页）中国其时问题纷纷纭纭，千头万绪，康有为言“大同”是治今日中国之病的最根本的药方。中国此前大同之道暗而不发，隐而不彰，康有为作《礼运注》之意即是使“大同”之道由隐而显，由暗而彰。换言之，康有为意在改换“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之间的关系，使“天下为家”暗淡，使“天下为公”彰显。
　　因此之故，康有为的《礼运注》对《礼运》篇作了结构调整，不仅调整了原文前后顺序，甚至改动了原文字句。当然，如此解经亦有先例，朱熹对《大学》的注释即如此，调整了段落顺序，加入“格物补传”。但是改动经典之影响，并非只是如同改动文章一样无关紧要，经典的改动可以说是对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动。朱熹对《大学》的改动即是对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动，康有为对《礼运》篇的改动亦是民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动。
　　康有为对《礼运》篇的结构调整如下：
　　康有为逐段解《礼运》。他将“昔者，仲尼与于蜡宾……君子何叹？”作为意义完整的一段，将下一句“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为之逮也，而有志焉。’”作为下一段之始。前人解经，将此句亦归入上段。比如郑玄《礼记正义》如此，孙希旦《礼记集解》如此，朱彬《礼记训纂》等都如此。唯康有为别出心裁，何以如此？此句调整与否，对康有为而言，至关重要。调整之后的《礼运》可以纳入康有为所倡导的“三世说”之中，若不调整则难以纳入其中。调整顺序只是思想的外在显现，关键的是对孔子此句解释的分歧。郑玄对“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为之逮也，而有志焉”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如下：“‘大道’谓五帝时也。……‘与三代之英’者，英谓英异，并与夏商周三代英异之主，若禹汤文武等。”{2}后人解释基本循郑玄注释而来，未有大变化。比如孙希旦解释为：“大道之行，谓五帝时也。……三代之英，即下言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也。”③然康有为的解释却不同，他以公羊三世说之观念来解《礼运》。诚如梁启超所言：“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4}康有为的解释如下：“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554页）如此，公羊“三世说”即可以作为大的框架纳入《礼运》之中。故康有为调整段落，将此句与孔子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连在一起。前句为《礼运》“三世”之总括，紧跟则是“太平世”。后文，康有为对《礼记》的调整都与此观念有关。因《礼运》非按公羊“三世说”结构，为了使得此篇符合“三世说”结构，不得不调整段落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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