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人看来李鸿章并不那么改革
时间：2021-07-05 08:00: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鸿章传》
【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李静韬等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
36.00元
只有这样的“别有用心”，我们才能知道，西方对中国政治的吐槽，源自哪些单独事件的刺激，而不是流于被民族情绪或者自我逻辑去驱动相互“妖魔化”的想象。
有海外视野可以为现代的政客加分，但在李鸿章时代，这不算什么好话，他办了些洋务，也出现过列强点名要他出面会商、其他清廷大臣来者免谈的桥段，这些都让李鸿章在高层政治中，被划分为西方人民的“老朋友”，是个改革派。
至少长久以来，书上是这么写的。从明确的派性定位出发，才会有后来不断演绎出的宫斗剧情节，以及改革与保守两条路线之争。要不然，刀光剑影所从何来？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说的，而且仿佛人们从李鸿章的故事中，能“恰好”读到他们期待的情绪：权谋、厚黑、民族主义，以及改革者难以避免的失意。
相比之下，西方政客就显得“别有用心”了，因為他们通常讲述的细节，都不会逢迎这种情绪，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政治评价。
比如罗伯特·道格拉斯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一直表现出对欧洲人的怀疑，一旦达到他的目的，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想摆脱他们”，这就与国内舆论对这位前朝重臣的褒贬稍有不同，因为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李鸿章与洋人走得很近。
道格拉斯是在李鸿章去世六年前，也就是1895年完成这本书的。作为一名曾在中国短暂停留的英国低阶外交官，他其实缺乏近距离认知李鸿章这位清廷重臣的机会，其所凭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都不难接触的公开材料。如果说还有哪些独到的消息渠道，就是一些外交官的观感转述了。
道格拉斯用很多事例来试图证明，至少英国人并不认为李鸿章对他们是亲近的——李鸿章抱怨洋人到他的办公室来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引起同僚的非议；李鸿章飘忽不定，对来华“帮助”他平定太平军起义的洋人雇佣军忽冷忽热，要用兵时就万事好商量，战事一落就人走茶凉；李鸿章出尔反尔，英国军官戈登率领的洋枪队本已与一队准备投降的太平军谈妥投诚事宜，李鸿章派人突然袭击，割下这队太平军首领的人头，这一事件让戈登感到人格极度受辱，因为他早就答应叛变人员会保全生命。
总之，在道格拉斯和他的外交官朋友们看来，李鸿章是一位精干的中国人，但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没有原则；没有任何的军事知识背景，却管理着清国的陆军和海军事务。对那些来华“助战”剿灭太平军的外国雇佣军事力量，李鸿章一方面时常克扣他们的粮饷，另一方面又设计挑唆外国军官之间的不和。这些行为都难以让一些外国人从心里尊敬李鸿章。
一旦涉及到具体事务的处理，李鸿章所营造的那种白须怡然、频频颔首的优雅外交形象，就不再那么引人入胜了。攻心博弈，在中国官场的字典里是有政治手腕的同义词，因为中国暗箱式的议政空间从来只流行这一手；而洋人，特别是处理行政事务的洋大人，对官僚手段实在是难以适应——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做成事，而现在面对的中国现实是要先精通人事。
甚至李鸿章的一些标志性改革事件，在道格拉斯的分析中，也难以称之为“改革”。比如李鸿章所成立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从财务角度来说，从未发达过。名义上是公司，其实是官方行为，股东无法过问管理，并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利润“凭空消失”，也就是被贪污。
不过，如果将道格拉斯的写作意义，简单归类于将李鸿章的个人形象复杂化，则真是过于简单。政治舞台的中西方差异，我们常常解释为文化不相同、制度有差别，这种单薄的解释，不仅中国人接受，洋人也认同。就连写中国政治的史景迁，笔法优美，考据繁芜，但偶尔也会限于材料，在描述某些政治人物时，不免沾染上淡淡的外国文艺腔，将他们的种种中国式官场行为，略显直白地定义为“雄心壮志”；将任何时代的人事斗争，都用“改革与保守殊死较量”来框定……
这也是许多谈论中国政治的洋人，难以绕过去的缺憾——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套语言体系来叙事，有如用好莱坞手法来拍献礼片，除了更为流畅与新奇的阅读快感之外，干货无多——他们始终无法全力把握中国政治人物的行事规律以及宫廷人事对许多大型公共建设的影响力。
正因如此，道格拉斯的“别有用心”，才显得真实。
因为只有这样的“别有用心”，我们才能知道，西方对中国政治的吐槽，源自哪些单独事件的刺激，而不是流于被民族情绪或者自我逻辑去驱动相互“妖魔化”的想象。
也只有多倾听洋大人“别有用心”的中国议事，我们才能越来越看清，一个作为“改革者”出现的李鸿章，其实在洋人看来并不那么“改革”，也与洋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改革者”也可能并不是一个两袖清风的谦谦君子，至少清廷的所谓改革，是在一个潜心算计的权臣的影响下进行的，而且似乎并没有多少高尚的外衣。有关这一点，清廷老百姓看不清，洋大人反倒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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