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时间：2021-07-03 12:02: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在2003年，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但全球化下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与要义究竟为何?中共如何思维和平崛起后的国家安全，以及崛起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责任为何?中共如何处理和平崛起与不放弃武力解决海峡两岸问题，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议题，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和平崛起的提出
一般认为“和平崛起”的研究，早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展开，但首次成为大陆和国际社会瞩目焦点，是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2003年11月3日于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郑文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
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因而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郑先生进…步指出：“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主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邓先生认为过去大国的崛起，最终皆引发战争，但是中国另选择另一条强大的道路，那就是和平崛起，与世界和平共存。
紧接着郑先生和平崛起理论的诠释，在2003年1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名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说，中国官方首次全面解释“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与思想。温先生在演说中表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他明确指出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不过温家宝也强调，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中国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其后，在2004年3月15日于北京的新闻记者会上，温家宝再度申述中国和平崛起五要义，这包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二，中国的崛起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四，中国的崛起恐怕还得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温家宝的上述和平崛起的理论，清楚的指出中国对内主要着重经济发展，对外，在全球化下，中国的国际责任是明确的。
继温家宝的崛起理论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誔辰110周年时，再次提出和平崛起的发展理论，表示中国将与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中国也要永久维世界和平，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2004年3月7日，中共外长李肇星在十届人大二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和平崛起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他说：“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安全观，那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中国的和平发展给邻国、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是障碍、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2004年4月26日，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上海所召开的联合国亚洲及大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60届会议开幕式上，又重申四点：一、建立政治互信，维护和平稳定；二、加强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三、深化区域合作，面向世界开放；四、倡导和睦相处，维护世界多样性。
至此，经过中国现阶段几位重要领导人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诠释与论述，无异代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策略。在中共追求经济发展与国家力量提升之际，和平崛起已成为对内与对外的基本承诺，成为继改革开放之后，另一项中国对国际社会可以做出的积极、美好贡献。也成为中共的一门“显学”。
但也有人质疑，从“和平崛起”理论提出迄今，内容却一直无法填满。至今没有官版定义，没有建立完整理论体系，有的只是成篇累牍的讨论，充满对国际和平及国力发展的抽象形容，以及更多的质疑。上述对和平崛起的质疑，都需要中共官方与学界再努力去建构完整的诠释，与实际的执行。
社会发展与国际责任
不可讳言，在历史上，西方与亚太国家，素来对于中国的壮大，存在着双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希望将中国纳为全球体系的一员，使中国了解国际社会的运作，进而成为文明社会一股安定的因子。这种观念可以美国民主党为代表，当美国自由派人士主政时，总寄望与中国进行交往，导中国于现代社会之中，使之不因孤立，而误判国际局势，为世界带来灾祸。但与此同时，历史上却又始终存在一种恐惧中国，反对中国崛起的思维，这即是著名的“黄祸”论。尤其是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以后，基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抗衡的冷战时代，以美国党保守派为主，乃积极倡言所谓围堵中国，成为西方对付中国的另一项外交策略。保守派认为若协助中国现代的发展，无异自找麻烦，所以要尽力防止中国的壮大，将中国围堵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种思维演化成近来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是所谓的“妖魔化中国”概念，这又可以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始终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为职志，或以中国为假设对手，为最典型的代表。
所谓的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究其实，还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的成长，触动国际社会的末梢神精所致。各种经济数字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25年前的1，473亿美元，到了2000年突破10，00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并成为“万亿美元俱乐部”。待至2003年，又增加为14，000亿美元，超越法国，为世界第五大。预计2004年，可能超过英国，独居第四。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生产总值更大，已进入世界前三位。专家预估，在今后三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就是因为大陆这种雄厚的经济发展，和不断跃升的经济原动力，导致中国整体国力向上提升，乃得以在亚洲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但也引起了世人的侧目，与国际的局促不安。
这就是这种中国和平崛起与竞合理论的交替作用，导致世人，尤其是周边国家仍无法对大国经济的中国完全放心，故而引发中国自2004年3月以来与周遭一连串的冲突，这包括：越南组织旅游团赴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旅游；与日本钓鱼台的争议；东海油田调查船事件，以至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球迷的激烈反日行为；再加上七月以来中国将高句丽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惹恼了韩国人，南韩甚至宣布将与台湾复航；七月新加坡新任总理李显龙访台后，中国主动取消两国自由贸易谈判，并中止两国官员诸多互访行程……
这些过去与中共关系友好，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经过与中国的一番交手，莫不在国内引发对中国的反弹，并质疑中国已悖离大国外交与睦邻外交的政策基调，续向区域霸权迈进。
其实，如同前述，中国在本质上，即于土地面积、人口与天然资源上，在亚太地区占关键的优势。所以，不管中国任何的风吹草动，皆会导致周遭的震骇与防御。他们甚至以显微镜与放大镜般的高标准，来放大检视中国的任何承诺。这是中国的优势也是缺点所在。一言以蔽之，站在中国的制高点上，需要以更多的耐心向世人证明，全球化下的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是正面的力量。这其中最能检验与体现和平崛起理论，非以两岸问题而莫属。中国领导人再三重申“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与“和平崛起”理论即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思维，前者是不断的在冲撞后者，这是中国解决的难题。
除了因台独而导致的双方兵戎相见外，中国和平崛起本身对海峡两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改变两岸的力量对比，为台湾从经济上融入中国及政治上向中国靠拢创造有利的条件与新的契机。试想双方若不发生重大冲突，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加速大陆与台港澳的地区经济合作，及“中国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根据美国《商业周刊》对“大中华经济圈”的研究，1998到2001年，“大中华经济圈”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由6．9％上升到9．6％，已超过日本；预计到2007年，该比重将达到13．7％，届时“大中华经济圈”的进出口总值将达20，000亿美元，是日本的一倍，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世界银行研究估计，未来四年(到2007年)，按购买力平均计算，“大中华经济圈”将取代欧盟，成为一个拥有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美元的经济实体。
而目前，中国与香港、澳门已正式建立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机制，加速港澳地区与大陆内地经济的融合。顺此机制，将来若是能与台湾再共同签署这一经济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从而推动“大中华经济圈”，则中国的前途必是无限光明。
和平崛起下国家安全思维
在全球化和平崛起的理论下，其实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项承诺多所质疑，即便中国本身也是诚惶诚恐，许多人对这一理念也是抱着恐惧的态度。归究起来，还是源自于历史因素。超过一个世纪，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上，受到西方列强极度的压迫，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又给中国带来无限的灾难与苦痛，紧接着是东西冷战，中国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围堵。就是这种被迫害的历史情结作祟，所以，当中国日趋强大，已将成为东亚区域霸权，但中国仍担忧国家安全。这种担忧呈现在以下几项议题上——
(一)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忧虑
对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的疑虑，中国学者主要展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主权的疑虑。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社会上诸多非国家行为主体大幅增加。政府问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数目不断膨胀，影响力不断增强，逐渐凌驾于传统国家主权之上。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不仅与国家“分享权力”，甚至还在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近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组织，所签定的条约也越来越多，这些条约章程，明确规定成员的权利与责任，甚至必须接受某种强制执行和惩戒措施。例如，国家征税本来是一国经济主权的体现与基本核心，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必须要减免关税和开放市场，这就是对国家主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