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外交：个人的即是外交的
时间：2021-07-02 20:0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妇女在参与本国和国际社会生活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创立，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女性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中来。
本期将围绕“女性与外交”这一主题，选取四篇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各不相同的文章，从“妇女与外交”、“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女性领导人的沟通理念与实践”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我们也期待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广大读者与学界的兴趣，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女性与外交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摘要：妇女与外交的关系丰富多样，“个人的即是外交的”这一提法反映出每个具体鲜活的个人与外交间的联系。“将妇女带入外交”战略通过检视外交决策和一轨外交中男女代表性的差距，可推动更多妇女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发现外交中的妇女”战略承认并凸显妇女在非官方外交中长期被忽视的贡献。首脑夫人和外交官夫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如何充分展现其主体性，更好地发挥夫人外交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女性主义 多轨外交 个人的即是外交的 夫人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07-14
2013年3月以来，国内外许多媒体都开始关注中国“第一夫人”的风采与“第一夫人”在外交中的作用问题。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复杂而多样，中国妇女在对外交往中展现出的“新景观”，为女性主义学者深入研讨“妇女与外交”主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话语空间。
一、妇女与外交的关系
人们对外交和外交实践者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中，妇女与外交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在西方外交学理论中，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国内和驻外官员进行的交往活动，驻外官员既可以是来自本国的外交官，也可以是临时外交官。”显然，外交官是外交行为的施行者。20世纪下半叶以来，“那种由职业外交使团，主要通过在外国首都的常驻使团来处理事务的传统外交已被日益增多的专家级、部长级和首脑级外交以及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协商所取代。”首脑外交和次首脑级使节逐渐受到重视。由政府首脑和外交官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属传统“第一轨道”外交的范畴。
1981年，威廉·戴维森（William D.Dayidson）和约瑟夫·蒙特维尔（Joseph V.Montville）提出了“第二轨道外交”（Track IIdiplomacy）概念，指政府之外的外交手段，强调其非官方和非结构性特质。二轨外交“是平民百姓或私人团体，有时也称作平民外交官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非政府、非正式和非官方的交往和活动。”1992年，约翰·麦克唐纳（John w McDonald）和路易丝·戴蒙德（LouiseDiamond）成立多轨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Multi-Track Diplomacy），并于1996年出版专著，将外交的实践者分成为政府、非政府/专业人士、商业、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社会行动、宗教、资助、传播与媒体等九个轨道。而20世纪60年代，“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提出同样扩展了外交的概念。
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在建国初期的外交工作中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周恩来1952年指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随着认识的深化，传统外交行为体之外的各类外交行为实施者、外交活动参与者，包括普通民众的作用和贡献慢慢显现出来。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可梳理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传统外交概念，实践政府外交行为的主体是政府首脑、高级官员和专业外交官，其中只有极少数妇女——女性国家领导人、政府首脑与女外交官等等。第二，在二轨外交、多轨外交或人民外交的理念下，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鲜活个体都是影响外交的因素，长期被忽视的普通妇女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女性主义强调“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个人的即是国际的”，借此口号，或可提出“个人的即是外交的”（Personal is diplomatic）？对外交官夫人们来说，此言尤其不虚。
二、外交中的妇女
对妇女与外交关系的讨论，并非一个全新议题。近代以前就有零星女外交官以及许多女性被以联姻、和亲形式嫁到国外的例子。汉武帝年间，冯嫽陪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国王军须弥，后来受汉朝指令，代表公主出访乌孙邻近各国，宣扬汉朝的文治武功。冯嫽和解忧公主都可称为汉朝的“女性外交家”，当然两者亦有区别，前者更接近一轨外交中的女外交官。
近代以来，妇女与外交的关系则与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更多国家妇女获得选举权，妇女参与外交的机会逐渐增多。1922年，露西尔·阿切森（LucileAtcherson）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外交官；1933年，露丝·欧文（Ruth Bryan Owen）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位驻外大使；1924年，罗马尼亚任命埃琳娜·瓦卡斯科（ElenaVacaresco）为驻国际联盟大使；1947年，罗马尼亚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尔（AnaPauker）。无疑，这个名单已越来越长了。其中，从1947年至今，全世界担任外交部长的女性总数已超过160人。从1924年至今，担任各国派驻联合国使团团长的女性总数已超过110人。以美国为例，美国至今为止派驻联合国使团的团长中有6位是女性（参见表1），并且已出现三位女性国务卿，她们分别是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