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中的创新：论中国领导人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
时间：2021-07-02 12:0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一贯奉行的对外战略方针，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贯彻实施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至今，总体来说中国领导人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是与时俱进的，能够在继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并在曲折中走向成熟。
[关键词]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27-02
一、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确立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P1465)周恩来亦提出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2〕(P2)
(一)对外交涉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苏联曾是中国的盟国，但即使在中国对苏“一边倒”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同样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等问题上据理力争，决不让步。中国始终未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予以认可；1958年，当苏联向中国提出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时，毛泽东也当即予以拒绝；60年代初期苏联采取撤回在华专家和顾问、扬言要摧毁中国核基地等手段亦未使中国屈服。
(二)支持邻国反对外来侵略。1950年毛泽东毅然发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有利的。”〔3〕(P144)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毛泽东也将之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4〕
(三)坚持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行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国与国的合作应是平等互利的；国与国之间妨碍合作的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东方国家应成为好朋友，共同努力防止战争等。针对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华侨的双重国籍和悬而未决的边界等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求得友好解决。这些重要论点在推进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起到了良好作用。
(四)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60年代又将其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处在美苏之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成为中国争取的对象和合作的朋友。据此，中国进一步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周边环境的现状改善了与日本的关系，中日两国经历了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交往”直至实现了邦交关系正常化。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但由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基本战略估量之上，所以颇具革命和斗争的特色。
二、新时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科学地判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外交上变“一条线”战略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自主战略，在周边国家中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化解各种消极因素，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独立自主而不与任何大国结盟。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使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更加明确清晰并显示出全方位、不结盟、非对抗等新特点，这一外交新战略化解了许多消极因素，大大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
(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P96)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的力量合作。”〔6〕(P8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邓小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据此，中国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与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国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80年代末，苏东剧变，新旧格局交替。中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联合对华“制裁”，中国外交面临建国后少有的严峻局面。面对国际风云变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反而使中国外交在曲折中有所发展并为第三代领导人全面拓展对外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与时俱进
如果说第二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特色，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则更多地体现出着眼于未来和全球外交的特色。
(一)构筑国际与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秩序的新安全观。江泽民提出，以军事同盟为基础和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内容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和平共处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与五项原则相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更强调“互信”“协作”，更强调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主动性，。
(二)实施“伙伴”外交，积极探寻与各大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新形式。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是邓小平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的体现，但不结盟绝不是封闭自己，不与任何大国发展必要的交往，开展正常有益的交流与协作。为了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调整的变化，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新体现。在此期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与印度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双方决定将今后中日关系定位于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三)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发展和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9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事关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合作活动的力度。除了在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不结盟运动外，中国先后参加了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朝核会谈、亚欧会议、东盟10+3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展多边外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