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时间：2021-07-02 12:00: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外须和戎，内修变法”，遵守已定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以维持和平局面来争取国家发展空间，与他涉外经历所见中外实力悬殊、秉承清政府外交原则、继承曾国藩“诚”思想等原因有关，其思想虽着眼现实，但过于妥协求和而易受列强利用恫吓。清流派的思想主要主张强硬主战，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其在限制妥协派发展，引导鼓舞舆论具有重要作用。两者实为互补关系，各有长短，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两者没有实现融合统一，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戎；主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105 — 03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
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关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减……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
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面对强大的对手，其后的战役中也难保最终的胜利，同时即使是这场战争战胜后也没有实力作为底气在谈判桌上向列强提出更高要求，因为稍不留神谈判的“和局”便有可能因为谈判条件成为下一个“战局”的导火索，因此乘势见收才是恰当的决定。1885年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①李鸿章始终认为，只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局面，清朝才有机会稳定下来发展实力，最终实现军事实力的建设，才有机会为后来的战争取得胜利，为战胜后有底气、为最终的和平提供基础。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还秉承1861年恭亲王奕訢等人奏准《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情拟章程六条折》，即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的“按照条约，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秉承政府基本准则不逾矩，是处理外交事物较为安全的选择。李鸿章即使有挽救变局的抱负，但是必要的自保是其底线。他作为官僚的一员，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的晚清朝廷，秉承朝廷准则办事一方面体现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忠诚，另一方面，追责对他压力较小。
他的外交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诚信”的外交思想，“诚信相交论”成为其外交思想的基础。曾国藩对于外交事务的看法是，“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②李鸿章同曾国藩谈到对外交涉，曾又说：“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不至过于吃亏”。③李鸿章继承曾国藩衣钵，认为不必要过多计较琐碎，而应该与外国推诚相见，争取到和平的环境，加速自强的步伐。
李鸿章是身处外交活动、洋务运动第一线的实干者，外交思想基本立足于“弱国”、“和戎”两个方面，对于时局有着更加清楚和现实的把握，对于战局和和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思想的背后是谨慎的考虑。但是如李鸿章一样与列强打交道的官员实属少数，对于列强有清醒认识的人在整个清朝也不占多数。
然而他思想也存在着缺陷和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客观环境以及身处官场事务繁重，李鸿章对于列强的判断，对于复杂的国际政治不可能获得完全深刻的了解，使其在运用“和戎”思想在外交事务当中，他的求和思想被列强所利用，列强以战争作为恫吓要挟，李鸿章高估列强的实力，常常示之以弱，导致在外交中出现误判和失败。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李鸿章在谈判中对态度蛮横的英使威妥玛尽量迁就以图“了事”，为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定下基调。
李鸿章外交基础的诚信相交论，体现中国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生活准则，但是由于其过分相信国际法的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均势”的现实局势，即弱肉强食的本质，同时相信外交中的“友谊”，希望通过联络加深外使得私交来影响该国外交政策。体现出李鸿章对于外交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着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一方面，但这在李鸿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下来看确是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