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民外交的萌生
时间：2021-07-02 04: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国人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中国人的脑海里开始萌生“国民”的概念。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由暴力變为谈判桌上的威逼利诱，外交成为捍卫国家尊严和主权的重要方式，进而我们的“新国民”开始大肆讨论国民外交，并成立各种团体推动中国的国民外交。
关键词：国民；国民外交；拒俄运动；国民公会
中图分类号：K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59 — 03
一、国民意识
“国民”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周礼·春官·墓大夫》曾提道：“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只是那时的“国民”是指一个邦国所辖的百姓，与近代的“国民”概念不同。近代中国列强环恃、屡遭欺压、每每丧权、局势动荡不安，这使中国人的国民观念开始萌生并逐渐增强。
从清政府的自救到中国各阶级革新的失败，使国人开始把国民意识和救国联系起来。1899年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那么国民到底是怎样的呢？梁启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①在强调“国民意识”重要性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还积极引用外国名家的观点来丰富“国民意识”的内涵，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就刊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论》（刊载时以《万法精理》为标题）等名著，对近代“国民意识”进行宣传。对此，时人称赞道：“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②1901年拒俄运动中，蒋智由也谈到了国民问题，他认为“国民者，人人各有国家之一分，而当尽其责任。”③汪康年也曾在张园演说中提出：“俄约一事，乃关系国家全局最要之事，亦关系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我等同含血气，同具知识，必须竭我等心力。始足尽国民责任。”④经过诸多人士的倡导和对于国外著作的介绍，国人开始对权利、责任、平等等思想进行思考，自此中国近代“国民意识”开始形成。 20世纪初，输入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快为国人所接受，所以有拒法、拒俄运动的发生。国民之名屡见于报刊，例如《中外日报》刊张园集议宗旨第一条“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⑤从这时起，“国民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为之后的国民外交和国民团体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国民外交思想的起源
我国古时就有外交一词，比如《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记载：“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另如《史记·苏秦列传》：“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古代的外交之意非常狭隘，主要指人臣与诸侯交往，但也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古代国与国之间也有外交活动，即互通使节，也叫“出使”或“通使”，如《史记·韩安国传》中的《匈奴和亲议》记载：“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经过历代民族融合，统一封建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天朝上国的优越感油然而生，明清时期开始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外事活动越来越少。
近代中国屡受外来入侵，涉外事宜开始增多，清政府不得不设立总理衙门。但清国的外交多是丧权辱国的，算不上真正的外交。对于外交的重视，首先体现在一些开明官员身上，他们都是出使过欧洲的涉外官员，眼界比较开阔。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提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这说明他们渴望谋求变革，但他们本身又代表封建统治集团，有很大局限性，最终他们的主张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揭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即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涉外事宜方面，清政府的趋炎谄媚，使国人痛恨不已甚至不承认清政府对外交往。一些先进人士开始撰文引导民众合理排外，逐渐形成早期的国民外交理论。麦孟华根据对时局的观察提出，中国人虽言排外，但并不讲究排外之法，以致丧权失利，为此他还着重强调了“文明排外”的重要意义。①在此之后“国民外交说”甚嚣尘上，可惜国民外交的初体验却是以失败告终。1900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借此将奉天置于其武力控制之下。1901年，沙俄政府又向清政府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规定沙俄有在中国东北驻兵、修筑保护铁路等特权。1901年3月15日在上海张园聚集了诸多爱国人士，他们主张拒绝俄国无理要求，救国家于危难。“当天，汪康年等人还致电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请其‘协助挽救’。”②由于只有少数人的活动，并没有组成有影响的社会团体，加之清政府的镇压，使得这次运动以失败告终。
三、国民公会与国民外交
随着国民意识的健全以及外患日重，一些人开始强调外交要与国民意愿相符合，并且呼吁中下层人民积极关心对交涉事宜。1903年俄国拒不履行《东三省交收条约》并且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等七项要求。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一些绅商打算再次在张园集议，并发表文章以及演说，力争抗拒俄约。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反帝涉外运动应该尽量发动下层民众，联合社会各阶层一同努力，才能壮大国民外交力量。中国国民过去“绝无谋联合团体以勃发其爱国思想之事，以至凡在上中下社会中人，皆视国家为一王所独有，……其结果遂酿成今日之腐败情状”③。因此，当振国民精神，共同参与外交斗争。更有人提出建立融合各阶级的社会团体，以求国民团结一致，抗争到底，对于沙俄的无理违约行为，一些爱国人士和四民总会做出了应有的政治反应，“4月27日，上海人民在中国教育会组织下，在张园举行规模空前的拒俄大会，严厉谴责沙俄无理背约和侵占东北的罪行。4月30日，爱国学社、四民总会和各界群众1200余人再次集会张园，安垲第，蔡元培、马君武等发表演讲，全体高唱《爱国歌》，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公会。张园的怒吼，代表着上海人民的正义呼声，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独立意愿。”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