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曙光
时间：2021-07-01 04: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上起着巨大的弥补作用。二战以后，政府对国家政治经济干预逐步增强，使得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遭受了强烈的冲击，人们在继续坚持诸完备学说的观念还是遵守政府的正义中难以抉择。罗尔斯正是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构建来指引处在茫然无措中的人们认识到诸完备学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通过罗尔斯的指引，确保人们在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上做出最合乎理性的选择。
关键词：政治自由主义；重叠共识；解读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2-0064-03
无论时局如何动荡不安，总有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觉者，他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新的观点，让人们在迷茫无助的状态中看到曙光，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到答案。
20世纪初，美国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50年代，外有朝鲜战争，内有麦卡锡掀起的反共喧嚣。到60年代情况愈演愈烈，在国际方面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在国内则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的争取民权运动及黑人抗暴斗争、校园学生运动，与富豪相对而言的贫困现象也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美国社会正处在一种危机之中，处在急需调整的关口。从19世纪开始契约论就让位于功利主义，此后的一百多年，功利主义一直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功利主义的标志性观点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利益犧牲少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地）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很多人批评功利主义的不人道，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一个与之相对抗的理论。另一方面，二战冷战格局对各国政治的强烈冲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变革，如国家干预的强化，福利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等等，这使得原本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完备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已经被边缘化的哲学伦理也使得这个时候的哲学家本身感到力不从心。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哲学、政治科学和道德哲学相对来说已经荒芜很长一段时间”[1]554的局面下，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成为那个时代的迫切需求。约翰·罗尔斯就是这个时代的先觉者，同时也是由他造就了这个时代的哲学繁荣。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结束了功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轴心式的转折，因为他再度唤醒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关注。《正义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它所导致的新时代学术繁荣让当时的学者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种新思想，让处在迷茫无助中的人们找到了精神归宿。罗尔斯随后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等作品彻底完成了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颠覆，最终确立独具特色的作为公平和正义的自由理论。本文将针对《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的自由如何可能展开新一轮的解读。
一、政治自由主义如何可能的基础及其必要假设
在了解政治自由主义的假设及其基础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之中的。什么是诸完备性的学说？《政治自由主义》的译者万俊人先生曾经当面讨教过约翰·罗尔斯，其含义具体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它是“一种理论理性的实践”，有其特殊的理论立场和形而上学意蕴；第二，它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实践”，具有其相对合理的理论应用；第三，虽然它不一定是笃定不变的，但往往具有相对的连续性，通常属于或引起一种思想和学说的传统[2]563。罗尔斯通过此来描述现代多元化文化中具有较明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场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这其中是不包括具体的社会学科的。在他看来，这一概念不包括罗尔斯本人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因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既不诉诸任何形而上学或者特殊价值点，也不以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独立的观点”或者一种“公共的观点”。解释诸完备学说的目的也在于我们无法避免地要承认现代民主社会确实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完备性学说，它们都有其理论根据，在逻辑上都有一定的说服力。这种文化特征意味着没有任何其中某一种学说能够得到普遍认可，试图期待这些学说被全体公民或者几乎所有公民所认可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于是，思考如何让诸完备体系与社会的某一种学说达到普通认可成为罗尔斯接下来要完成的工作。他发现现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等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它们都不拒斥民主政体的根本，于是，这成为了政治自由主义如何可能的第一个基础。因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没有民主可言的世界，人类对于自由、平等、正义等民主国家的特征都是心向往之的。当然，某一社会也可能包含有不合乎理性的、非理性的，甚至是疯狂的完备性学说。在这些情形之下，为了不让它们削弱整个社会的正义与统一，我们必须要予以包容。在谈论诸完备学说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学说都是合乎理性的，我们不能因为构建共同的政治基础而拒斥某一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所以罗尔斯一针见血地提出政治自由主义应当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易言之，尽管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肯一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1]5罗尔斯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这些完备的只能被认可的学说理论中寻找共同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基础）。难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将这种共同的基础呈现出来，并且让所有公民都认可。诸完备学说之间在许多问题方面是有差异的，甚至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法通过妥协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将政治的正义与真理的正义区分开来。这样便引出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基础：政治自由主义不把它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当作真理来谈，相反是把它当作合乎理性的观念来谈。罗尔斯强调，他要论述的是一个政治的正义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至善的问题[1]12。当我们能够将诸完备的学说与追求政治正义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在这些分化中找到一定共识，从而使政治自由主义成为现实，也就是能将重叠共识的理念深入人心了[1]123。这将是政治自由主义如何可能最关键的基础。当我们做区分之后，依然要解决当我们认肯我们的完备性学说的同时又坚持认为利用国家权力来获取大家对这一学说的忠诚可能是不合乎理性的这一问题。罗尔斯认为，我们必须对两个方面进行必要的补充，第一部分，“政治价值是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之是不能轻易僭越的，这些价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我们存在的根基。”[2]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合乎理性的正义国家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同其他诸完备学说之间是有优次之分的，我们不能认定动荡不安是一个国家所该拥有的状态。而想要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城邦环境就必须要抬高政治价值的地位，人为地凸显它的有效性，明确地让所有公民都有意识地认为，这是应该被许可和最基本的生活基础条件。一个城邦一旦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政治自由主义的构建才能得以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