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牛街模式”的社会建构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
时间：2021-06-29 20:02: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北京“牛街模式”的诞生，标志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进入全面、积极的新发展阶段，标志中国民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北京“牛街模式”是以城市民族聚集区为基础的民族宗教社会服务体系与政策。北京“牛街模式”的实质是城市民族聚集区的社区福利制度建设，精髓是民族宗教型福利。北京“牛街模式”的重大现实与理论政策意义是传统民族与民族宗教工作的全面结构转型，“社会工作化改造”是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全面结构转型与战略升级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牛街模式；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民族问题本质；实务模式
作者简介：刘继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博士（北京 100191）
一、北京“牛街模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战略地位
2010年6月，北京市宣武区牛街街道办事处因其首创城市多民族聚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再度闻名中外，以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牛街模式”应运而生，标志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来临，拉开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序幕。牛街街道位于原宣武区中部，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广安门南街，南起枣林前街、南横西街，北至广安门内大街，辖区总面积1.4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4万，共有汉、回、蒙、维等23个民族，其中回族1.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3%。辖区共划分为10个社区，在回族较集中6个民族社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60%，成为北京市最具特色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往牛街因为此街为回族聚居区而闻名，因为牛街拥有的“牛街礼拜寺”而闻名于世。牛街礼拜寺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古老、最著名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改革开放以来，以牛街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宗教旅游和政府民族政策的象征使牛街蜚声海内外。2010年6月25日，由国家民委与民政部主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承办的“全国民族社区机构试点和社会工作培训班”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1 ]。同日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推广北京牛街民族工作经验视频会”，要求全国民族工作部门认真学习和借鉴牛街民族社会工作经验，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发展，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诞生 [2 ]。第一，北京“牛街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现实、理论、政策、学科和全球意义。首先，民族团结、民族融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西部大开发是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 [3 ]。2009年新疆“7.5事件”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以来，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国家战略议题。第二，北京牛街民族工作模式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民族概念等基础理论议题，为中国学术界有关民族基础理论和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性争论提供实践经验 [4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国家发展政策正在经历重大结构调整。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世界民族宗教问题频发处境下，改革发展完善中国的民族政策已成当务之急 [5 ]。第四，北京“牛街模式”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尤其是民族宗教整合型社会工作实务出现，标志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更加全面、系统，标志中国民族学与相关学科建设更加深入 [6 ]。第五，在全球化处境尤其是世界各国民族宗教问题尖锐，民族宗教问题长期性与复杂性交织，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民族经济与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等重大议题突出背景下，北京牛街民族社会工作模式可以为当代世界各国解决棘手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中國式智慧”。
二、“牛街模式”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制度特征
“牛街模式”的内涵丰富多彩，外延广泛多样，标志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
“牛街模式”是笔者的概括。目前，政府和宣传部门使用的权威概念是“牛街民族工作经验”。所谓“牛街模式”是指北京市牛街街道办事处创造的城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社会服务体系。准确地说，“牛街模式”是指城市多民族聚集区为基础民族宗教整合型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概括来说，“牛街模式”的基本内涵至少有六：一是地域边界清晰明确的北京城市社区范围。二是共有汉、回、蒙、维等23个民族组成，并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型社区。三是并非单纯的民族社会服务，而是民族与宗教社会服务高度整合的民族宗教融合型服务。四是牛街民族工作经验的核心是城市社区民族社会服务体系，“社会工作”等同“社会服务”。这意味“民族社工”与“民族宗教融合型社工”，等同于“民族与民族宗教融合型社会服务”。五是前述四个基本内涵的有机组合和实践创新，并形成民族宗教融合型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六是牛街民族宗教融合型工作经验已初步形成服务模式，基本具备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要素。所谓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指全面性、系统性、结构性与职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
简言之，牛街模式既反映牛街民族工作的创新革命之处，又反映牛街民族工作的结构性特征。
“牛街模式”尤其是城市多民族聚集区为基础民族宗教整合型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多样，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实务与实务模式成为观察、分析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最佳视角。实务（practice）或实践泛指所有有形、具体和多种多样社会活动，可谓生活处处皆实务 [7 ]。
在社工教育实践、理论研究与专业服务中，社会工作实务与实务模式始终是永恒的主题 [8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工作实务的讨论始终是世界各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基础与热点议题，尤其是有关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括总结和理论研究，反映一个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 [9 ]。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是衡量实务是否成为模式的主要标准。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对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并无权威性、统一性的界定，不同学者针对不同的实务领域和实务议题，主观确定不同的实务模式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斯曼对世界著名地区发展、社会计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社区工作模式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社区行动的目标类型、关于社区结构和问题状态的假设、基本的变迁策略、变迁策略和技术的特点、实务者的主要角色、变迁的媒介、对权力结构的取向、社区服务对象体系或社区居民的范围界定、关于社区亚部分利益的假设、服务人群或社区居民的概念和服务对象角色概念，共计11个领域。这些是他划分三大经典社区工作实务模式的标准和依据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