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老欧洲的新世界主义
时间：2021-06-28 04:01: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政治本来是一个很容易僵化的领域。从古至今，纵有无尽的技巧或艺术，到最后，在希腊、罗马的经典中，在中外帝王将相的眼里，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家、哲学家们看来，都不过是统治的方术，或者诸如敌我之分之类的简单原则，都只不过是为了实行权力分配而利用人类的一切资源而已。这种政治观念太缺乏想象力，对其他的政治文明观察也很难逃脱类似窠臼。比如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止于三权分立，而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大量的人类才智；对欧洲政治，也只会不屑地指其为乌托邦，或者跟随美国右翼的不屑目光视之为“老欧洲”。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老欧洲开始让人无法淡定。从“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到武力解决巴尔干冲突，再到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出兵阿富汗，十余年间，老欧洲左右逢源，东扩中见统一、争吵中现共识，一派新政治气象。其中，在世界政治舞台最耀眼的莫过于欧洲关于气候政治的主张，屡屡在联合国大会、G8峰会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活动中引领潮流、主导议题。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等同于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代言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
(以下简称《气候》)，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学
所谓气候政治，在吉登斯看来，是关于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和风险管理(《气候》，第7页)。这一提法相当合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假说，也是两人早期对“反思性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后果”所作思考的一个交集。因此，不难想见，在1992年贝克正式提出“风险社会”概念17年后，吉登斯的气候政治不啻为一个贝克式“世界风险社会”(1998年)的实例，充满了新欧洲的世界主义情怀。吉登斯的这本新书也因此得到贝克“高度原创性”的赞誉。
不过，与风险不同，吉登斯所强调的气候变化还包括不确定性。风险通常是可计算发生概率的，而气候变化还带来极高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超出了直接或间接经验的认识—怀疑全球变暖的人因为其方法论基础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而拒绝考虑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和生存引致的巨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会因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科学假说而存疑，它更多的是基于今天世界市场和民主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过分消费和利益集团绑架民主的结果。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吉登斯的气候政治学评价更高，他认为吉登斯的新著是遏制气候变化斗争的一个里程碑。相比贝克的吹捧，克林顿的评价抓住了当前全球气候政治的要害，也是吉登斯所代表的欧洲气候政治主张——气候改变所带来的是世界政治的改变，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主要被石油决定的话，未来气候将取代石油。这或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终结，也是对现代性反思之后的新政治或者就是贝克鼓吹的世界主义政治。
更重要的，吉登斯指出了新政治的两个新民主特性：一方面，民主体制在气候变化面前并未完全失败，因为民主之下的社会运动、环保压力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动员仍然是可能而且有效的，它只是深刻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被尊称为北美的气候政治领袖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戈尔本人在环境问题上的特殊魅力，而是表明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的结合。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所要求的风险管理要求政府担当起更多的“计划”任务，对发生碳排放的企业和个人、生产和消费活动做到精确计划和管理，进而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有关碳排放的计划和管理。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碳排放”国家来说(相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问题不在于人均碳排放的多少，而在于政府对所有碳排放单位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大大超过所谓国家治理能力或者地方治理能力的范畴——可称为“碳治理”能力——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具体包括：
超前思考；
管理气候变化和能源风险；
促进政治和经济的集中；
干预市场将污染付费制度化；
反制阻扰环境政策的商业利益；
将气候变化置于政治议程之首；
发展适合低碳经济的经济和财政框架；
防备气候变化后果；
整合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间的气候变化政策。
简而言之，气候政治代言者的双重民主特质——即环境运动和民族国家的碳治理——要求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气候新政”，要求对世界民主体系进行重新协商和规划。吉登斯本人坦言反对单纯的环保主义，而更愿意强调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公平问题，强调市场交易对减排的积极作用。他的经济集中主张也更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更有利于集中进行减碳控制。
欧洲则因同时具备环境运动和超民族国家的双重代言者角色而在全球气候新政中独具特殊地位，如同吉登斯称气候政治本身“超越左和右”而被各欧洲党派接受，欧洲的气候政治主张也可能超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成为世界主义的气候政治共识。
当然，吉登斯自己也承认，如果不算欧盟本身，真正将环境和气候列入政治议程中心的国家，只有瑞典和德国。而在欧盟历史上，在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将环境政策作为独立一章(第十六章)之前，1957年的《罗马公约》并未触及环境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环境主张最为激进的并不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是日本、美国和瑞典。事实上，在欧盟成为世界气候政治的代言者之前，环境运动扮演着绿色政治的主要角色。
欧洲的绿色政治版图
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引发了欧洲的环境主义浪潮，最终演化为今天欧洲关于气候变化的绿色政治版图。这个浪潮最初包括了三个平行部分：一、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代表的新生态主义开始影响知识界和精英的环境意识；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推行环保政策；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学生运动向环保运动的转型。其中，尤以后者影响最广，在全欧洲范围内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形态，从个别环保先驱国家开始演变成欧洲特色的绿色政治，并最终形成吉登斯所代表的新欧洲环境主义。
1 环境运动。欧洲的学生运动作为环保运动的前身，兴起于1950年代末的德国，在1968年发展为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五月风暴”，从行动中开始反思威权父辈所代表的现代性。高潮退后，学生运动中的极端组织转型为红军派之类的学生暴力运动，而主体则在1970年代初转型为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包括反核运动在内的环境运动等等。在1983年美国在德国开始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后，以反核为中心的环境运动发展到一个高峰，到1986年，德国和法国的反核抗议活动和参加群众的比例激增，创造了80年代的最高纪录。
这些运动有着共同的学运背景和网络。“68学运”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后来的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