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形成
时间：2021-06-10 00:03: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族自治权作为其核心内容。保障民族自主权的实现，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接触到民族自决的思想到抗战时期民族自治思想的选择，再到如今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我党不断探索并成功构建了符合国情的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适当模式。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决；民族自治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
民族自决权，最早由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是民族自决理论的一个分支。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民族自决权，早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坚决主张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依靠无产阶级消除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从而消灭民族压迫等的一些思想。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始终坚持民族自决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要求，在权利平等基础上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灵活运用民族自决原则，采取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域自治等形式实现各民族的独立自主，促进各民族的团结。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的思想，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斯大林看来，“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中共民族政策的创立直接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与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和共产国际因之做出的决策，决定了中共早期民族政策的内容和走向。联邦制与民族自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一定程度上起到政治动员作用，但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历史上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近代中国。
二、民族自决与联邦制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于民族纲领是正式的提出来了，在这次会议党正式的指出：“我党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的统一，需要由人民来主持建立我们真正的民族共和国，然后在回疆、西藏、蒙古建立三个自治联邦，最后由我们的民族共和国与三个自治联邦联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再次明确提出：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在地域上，增加了青海。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强调：“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承认民族自决权，以此作为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并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面旗帜，并且将它列为党的十大政治口号之一。
在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联邦制和民族自决的制度设计，在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所体现的民族政策中规定了“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对于我党以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决权，是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一方面它是对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它是我党法律发展的重要进步。这是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内的民族问题可以采用联邦制和区域自治两种形式并存的方法来解决，从而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做了探索。1934，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重申了1931年宪法大纲中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规定。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民族自治区域”的主张，虽然同后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完全相同，但包含了“在统一国家之内实行民族区域的自治”的含义，即已具有了区域自治的思想萌芽。
从中共创建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中共坚持以联邦制与民族自决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选择，由于条件不具备，并没有产生与之相符的结果。但它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政治动员作用。“它的现实意义——动员少数民族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大于用以解决民族问题政治形式的未来意义”。
三、民族自治思想的形成
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利用“民族自决”的幌子分裂我国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华民族必须实现高度团结，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结为一体，形成牢固的抗日。而这时再强调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强调少数民族从国民党的统治下分离出来，独立出来，这样只能从内部瓦解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中国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在这一前提下，建立各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行使自治权。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民族理论、民族工作的经验。他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里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各民族要建立统一的政府，明确了党的民族政策不是建立联邦形式的国家，表明了我党经历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转型，开始摒弃联邦制，逐步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提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区域自治”，并决定“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至此，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终确定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制度，不仅是我党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学说与我国实际的民族问题充分结合的产物，并且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自主的歷史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