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新动向
时间：2021-06-09 12:03: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新动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科学向哲学视角的转换;二是以主体和客体二分的模式来解读公共行政价值的内涵;三是在当前价值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渐成体系,这指向六个方面的论域关涉｡
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新动向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6-0060-04
一､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视角转换:由“科学”向“哲学”
长时期以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受到以泰罗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的巨大影响,公共行政被看作纯事务性的技术领域,公共行政学也因之成为了一门纯粹的工程技术学｡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对官僚科层制的精心设计,其实就是基于把整个公共行政部门看作是一架结构严谨､运行协调和高效率运转的机器,而每一个公职人员就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有着自身功能和作用的零部件｡“科学主义”视野中的公共行政其实是自然科学的思维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它追求精确和可度量性,拒斥对公共行政进行价值判断和分析,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说,追求公共行政运行的专业化导致了日益庞大的官僚制机构,而且因位定人､对事不对人的公共行政运行模式也导致了非人格化与人性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对上不对下”的负责制原则使得公共行政的运行愈益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人们对物欲的极度膨胀完全取代了对精神的追求,社会犯罪伴随着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日益严重,这一切都表明基于“科学”立场的对公共行政的价值企求,忽略了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倡导与弘扬,其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这种状况,必须实现对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由科学视角向哲学视角的转换｡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哲学的视野来探究现实公共行政的本源性存在问题,也许能透过笼罩在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中的种种迷雾,从而在更高的学理层次上展开一幅别有洞天的画卷｡哲学与公共行政学的渗透和交融,催生了一个新的部门哲学——行政哲学｡近些年来,一批具有深厚哲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热气沸腾､鲜活的公共行政领域,开辟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的哲学认知模式,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关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品位｡就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而言,在“科学管理”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对公共行政事实的描述和分析,也即对公共行政的“实然”之阐述｡从逻辑上看,对公共行政事实的描述和实证,先于公共行政应该是什么的价值(或规范)的探寻,也是符合人类的思维路径的｡对公共行政的应然研究,要以实然为基础,而实然又要以应然为归宿｡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由于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中,必然要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影响,所以难免在对公共行政的事实描述中掺杂主观色彩.这正如韦伯所言:“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观,那么课题的选择就失去了原则,关于具体实在也失去了有意义的知识,正如要是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的意义信念,一切分析具体实在的尝试都毫无意义一样｡因此,他的个人信念的倾向,即他的心灵棱镜中的价值折射,给他的工作指出了方向｡”[1](p.178)卡尔•波普尔也曾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中的囚徒”[2](p.70),意即我们对任何事实的经验描述都是基于已有的价值判断之上的｡尽管如此,对公共行政事实的描述和实证分析纯洁性的追求,仍不失为一种科学精神的寻觅,它将为公共行政研究中价值判断的应然性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曾经过多地关注公共行政的实然之阐述,却缺乏对公共行政的应然之探究;过多地关注公共行政的技术应用之思考和解释,却缺乏对公共行政的哲学层面的批判和创新｡正像威尔逊所说:“政府与我们是如此接近,是我们每天都习惯于与之打交道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此我们就难以看出有对它进行任何哲学上研究的必要｡”[3](p.22)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政学界较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行政学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4](p.147)｡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以公共行政价值为核心的公共行政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
二､公共行政价值的内涵:基于主体——客体模式的分析
(一)基于哲学的视野探讨公共行政价值的内涵时,可以发现隐含于其中的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存在,很显然,公共行政价值是蕴涵于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之中的｡如果从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人类社会自阶级形成､国家产生以来的历史就是公共行政的生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并且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成分越来越多｡作为公共行政载体(state-loaded)的国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影响较大的国家起源学说当属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时,就必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通过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地转让给“主权者”——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与国家二者的关系中,社会控制国家,国家为社会服务,国家是手段,社会是目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对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虽然“社会契约说”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性,主张一种抽象的国家观,总体上来说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表明了它的非科学性,但是它并不否认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这一根本目的,在此意义上说,它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殊途同归｡
笔者认为,基于哲学行政的认知模式,公共行政价值指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客体)对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主体)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反映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公共行政作为一种事实(fact)或者说现象(phenomenon),它总是以国家作为其载体(state-loaded)的｡所以,在下面的行文中,笔者常常运用“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来表述这一情况｡可以说,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和核心(基石),只有正确把握它,才能有效地统摄和提升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
(二)在哲学中“价值”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据不完全统计,关于价值的定义不下百种)｡价值丛林现象的存在,提醒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它｡为此,正确区分价值与价值观的概念范畴就显得极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