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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公共行政的价值

    时间:2021-06-09 12:02: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公共行政价值研究既是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前提: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消解;实践背景——对官僚制工具理性的超越,而运用伦理学方法构建以公共行政正义为核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是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不容忽视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二分法;官僚制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5-0039-05
      
      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效率是其最基本的“善”。“行政科学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人力和材料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因此,效率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学的大厦得以建立起来的价值基石。”然而,这种效率至上的官僚制行政模式摒除管理中的人性化倾向,实行对行政人员的非人格化管理,对道德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忽视或摒弃平等、公平、民主等价值,体现为对公共行政“工具性价值”的极端追求,而对公共行政“目的性价值”的极端轻视的行政模式,在实践中导致了种种弊端,如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出现的人格冲突,行政机构内部官僚主义之风盛行,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威信受到质疑等。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也使得这种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不少学者试图采用一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克服传统公共行政的弊端,如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断尝试着行政范式的变革。我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对于行政价值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的模式。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官僚制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就,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西方的行政官僚制,为政府公共行政注入伦理价值,实现公共行政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而明确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前提,研究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构建的路径与方法则是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关键。
      
      一、寻求公共行政价值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消解
      
      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形成于20世纪初西方理论界的形式主义思潮,直接受到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文得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影响。然而其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休谟看来,价值判断完全在理性的领域之外,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事实陈述”是能够“客观为真的”,而且同样能够被“客观地保证”,相反,价值判断不可能成为客观真理和得到客观保证。因此,当一个“是”判断描述一个“事实内容”时,那就无法从中导出“应当”判断。休谟的这种“事实内容”的形而上学构成了从“诸是”(ises)到“诸应当”(oughts)的所宣称的不可推导性的全部根据,从而也蕴涵了事实与价值分属于两个相互分别的领域。但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言:“说到底,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并不是一种区分,而是一个论题(thesis),即‘伦理学’与‘事实内容’无关的论题。”以后这一理论经过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秉承,并进一步地使世界相信“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如何地有效和不可或缺,从而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不是理性讨论的主体,尽管他们所秉承的思想家休谟本就是一位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伦理学家。按照希拉里·普特南缜密和细致的思考和研究,无论是在休谟还是卡尔纳普那里其理论构建的基础——关于“事实”的界定都是不能成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是根据对于什么是“事实”的狭隘的科学想象得到辩护的,正如休谟式原型是根据关于“观念”和“印象”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得到辩护的。休谟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背后的“事实”概念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事实就是与感觉一印象相符合的某种东西。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不是奠基于对价值或评价的本性的任何严肃的考察,他们所考察的“事实”的本性是根据狭隘的经验主义进行的。用普特南的话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概念上看,那些论证起源于一种贫困的经验主义(后来是同样贫困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希拉里·普特南不仅从抽象的层面论证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何以是拙劣的,作者还从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事实与价值的缠结的重要现象来否定那种二分法。并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多年以来一直在倡导和捍卫的一种强有力的论证——关于福利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的理性论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颠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充分的论据,表明评价与事实的“确定”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活动。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正如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论文集》中所指出的,经济学的贫困化是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曾一再强调,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地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对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产生与颠覆的回顾,是因为“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世正是基于“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分离,当然还有公共行政体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着的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这一直接根源。但公共行政与政治的分离在思想根源上直接受到20世纪初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不仅伦理学、政治学内部出现了“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格局,而且将公共行政学从蕴涵价值目标的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也得益于这种思潮影响下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从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世和研究来说,这种分离是有着其积极性的一面的)。近代以来,政府从混为一体的国家机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相对独立的国家意志的执行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行政管理与传统的统治管理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统治性和政治性特征。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原有的行政管理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适应政府行政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转变,以缓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门科学理论来指导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以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主张,将公共行政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其《行政学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威尔逊的行政理论的直接的思想渊源来自当时德国集权政府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基础上的行政管理理论,因此威尔逊认为公共行政是“一门外来的科学”。之后,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古德诺(Frank J.Good-now)为了更进一步阐述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在他1900年发表的《政治与行政》中明确指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是国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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