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时间：2021-06-08 04:0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批判；辩护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004-03
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研究时,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永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一种以管理原则为主的新典范正日益取代以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由此导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批判，而这些批评与怀疑也因此成为官僚制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基点。笔者认为，韦伯对官僚制经典分析的意义并不旨在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一一解读，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对我们有帮助的分析工具与手段。
一、理性官僚制的源起、特性
（一）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提出
在英语中，“官僚制”一词用“Bureaucracy”来表达，但其本源是来自于18世纪中期的法文，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德·古尔内（Jean Claude Marie Vincentde Gournay）。德·古爾内说过:‘法国有一种后患无穷的病症，这种病就是官僚病’，他曾经发明了以官僚制为名目的第四种或第五种政府形式的说法。”[1]这些是对“官僚制”一词发明的确切记录。而真正从社会学视角对“官僚制”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中任何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反之，该组织就无法实现其预定目标。他概括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合法性权威。一是基于习俗惯例的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它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对个人明确而特殊的尊严；二是基于领袖个人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它来自领导者的意志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榜样；三是基于理性法规的法理型权威（legal authority），它来自法律和社会契约，是选举产生的。与此同时，在三种权威的基础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魅力型组织，在这一权威类型的组织中，领导的权威仅仅是来自于领导者个人的人格，组织成员对命令的服从仅仅是基于领导者个人的感召力和鼓动力；传统型组织，这种组织有“世袭制”和“封建制”之分；合理-合法型组织，在这种组织形式中，人们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是出于对组织规则和法律的信守，法律和规则代表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韦伯把这种以合理-合法权威为基础的组织称为“官僚制”,也即“官僚制组织”。
（二）理性官僚制的特性
“官僚制”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一味的带有褒义或者贬义的色彩，不管是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还是追溯到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想要清楚地理解理性官僚制，则必须从其基本特征着手。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明确的职权限定
官僚制组织是一种具有明确的职权范围限定的行政机构，而这些机构又是由一些“公职”组成，公职的划分是按照劳动分工原则进行的，各个成员按照分工原则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组织根据分工的要求规定每一职位均有特定的权责范围，职责权限则以法规的形式严格固定。
2.持久统一的规则系统
理性官僚制有一套持久统一的规则系统。其规则表现为法律法规、章程和制度，它们是合乎理性的，组织的运行最终依靠的是非人格化的法律、章程和制度，而非魅力和传统。组织团体的成员必须尊重这些规则，不允许有人情化的活动方式。
3.成员的非人格化
在理性官僚制中，官员不允许滥用职权办事，而是应该本着非人格化的态度，严肃认真地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组织中的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等来指导官员的行为的，官员在官僚体制内的各种升降不是由各领导的主观好恶来决定，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各项制度。
4.效果可预见性
在官僚制组织中，效果的可预见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都是在可预见的原则下运行的，因此它必须排除一切无法预测的干扰因素，以便进一步增强组织成员行为的可预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
5.实行文书和档案管理
组织的重要决策、命令、规则或规章以及各种各样的指示和法令，都要形成正式文件下达，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用毕归档。在韦伯看来，通过文件形式下达命令，能够促使其成员明确下达的任务以及应履行的责任，上级也因此可以对其成员进行必要的控制。
二、对理性官僚制的质疑与批判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几乎都是在官僚制这一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理性官僚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官僚制组织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与质疑，由于后工业社会的崛起，原有的社会运行模式正逐步被改变和置换，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因而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风潮也越来越激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离
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最早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威尔逊的基本观点是政治与行政不同。凯登（Caiden）曾这样描述：“简言之，政治官员实行统治；公务员则执行他们的命令……政治官员应由全体选民或与其政治地位相当的人进行评价；官僚制官员应由其政治监督者或其官僚制组织中的同僚进行评价；政治职位的任期应有限制”[2]。从后来的实践中来看，各国在采用选择公务员时都会同时考虑政治忠诚和能力素质，只是在轻重点上有所侧重，几乎没有只把知识和能力作为选拔标准而忽略政治信仰的，择优录用的原则也常常被打破。除了录用方式和录用标准上行政难于与政治分开而外，在政府管理实际运作中也很难实现威尔逊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