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院侨联小组的侨界情况
时间：2021-06-07 04:01: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章的作者回顾武汉音乐学院“侨联” 多年来的工作。这个有章程、有组织条例的人民团体，团结了“武音”的归侨、侨眷以及海外同胞，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服务做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侨联”；工作
中图分类号：J6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25
作者简介：李红梅（1931～），女，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8-24
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的三座大山宣告新中国成立时，海外赤子无不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深感海外孤儿有了靠山。不少华侨学生（侨生）希望能早日为建设新中国添上一砖一瓦，为此掀起了历史上第二次华侨归国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有部分侨生背着父母偷偷地设法上了回国的万吨海轮，极个别侨生在海轮抵达香港口岸时被英警（其父母通过印尼驻香港领事馆照会香港警方）截回印尼。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在延安时期就设有“归国华侨联合会（侨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被毛主席冠以“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就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党的侨务政策是“一视同仁 适当照顾”八字方针。解放初期中共侨务委员会（侨委）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接待、安排归国的华侨。所以归侨一踏上祖国南大门——广州，自己不必操心，一切由侨委的同志热情安排妥当。我于1951年7月1日一人随印尼雅城“巴中”学子回国团抵广州的。不久便考上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音乐部学习。
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是由“中南文艺学院”、“华南文艺学院（人员最多、资历最为丰厚）”、“广西艺专”三校的音乐部，在1953年由中央文化部进行全国院系大调整下合并成中南地区唯一的音乐高等学府——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音专）。
在中南音专时期，校内有解放前、后归国的教工，加上一批解放后从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侨生和香港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像是沙漠中的一道风景。1957年武汉地区召开第一次“湖北武汉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学校委派我以侨联小组长的身份出席此大会，校内的“侨”字号便是校侨联小组的成员。1959年成立了“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会上我毫无思想准备地被选上“省侨联”的副主席（我称之为义工）。从此我既要完成教学的本职工作，还要负责省内、校内的侨务工作。1958年学校“中南音专”与“华中师院”的音乐美术部合并改名为“湖北艺术学院”，这时院侨联组成员扩大了许多，共有三、四十人。学院党委很重视统战工作，把我也吸收到院务委员会，参与商讨学院教育革命等大事。
当时院侨联小组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针对解放后远离父母来学院学习的侨生。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在节假日的联欢会上出些节目，表演东南亚的舞蹈和歌曲，曾经在湖北广播电台播唱印尼民歌等活动。
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归侨们与全院师生同甘共苦、不畏困难，没有向海外亲友诉苦。当困难形势有点好转，党以“一视同仁 适当照顾”的政策，对全国解放后回国来的归侨一律照顾吃细粮。归侨们对党给予的关心和照顾十分感动，心情舒畅，发挥出更高的积极性，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做好。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党的侨务政策被“造反派”扭曲为“走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视为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侨），受到歧视和不正当的待遇。归侨中流传着“我爱祖国 祖国不爱我”的悲观论调。当政策稍有松动，大部分归侨纷纷要求出国探亲。当时要想出境十分困难，合乎条件的也得排上几年的队才能得到签证。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院滞留香港的校友，达到了30多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切得从拨乱反正开始，院侨联小组的工作十分艰巨。例如在政治待遇上的“右派平反”工作，这些同志离开学院与院领导是站在对立面的，曾放话“今后再也不会踏进此校门”，走后便失去了联系。学院领导只有依靠侨联小组把“右派平反”书寄到已移居境外的有关老师手中。又如武汉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物资的结案工作。院内有一位归侨家中被抄走价值数千元的物资，“查抄办”只以200元作为赔偿，使人无法接受，院领导干部对他做了多次的说服工作，拖了相当长时间，一直无法取得谅解。最后由侨联小组长出面，以持对侨的同悯心入手，启发其当年归国时的决心和心情，对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遭遇者，并从顾全大局等多方面分析，最后总算被说通，使武汉大专院校整个查抄物资的工作得以结案。在这一阶段院侨联小组的工作事无巨细，有要落实政策的（平反）、要求出国的、工作调动、职务晋升、住房分配、知青返城、子女上学、探望病号、家庭纠纷等等，侨联小组将所有提出的问题一一向有关上级反映依靠组织给予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湖北省侨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侨务政策在八字方针上改成“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方针。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海外关系是好东西”之后，侨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工作也更全面。
改革开放后学院党委比较开明。1985年学校为了疏通在境外校友的感情，委派我和院办一位新加坡归侨两人，在春节之前以探亲的名义赴港（当时学校没有一分外汇），代表学校去慰问在港的校友。我们两人抵港后，首先重点地一一拜访（包括浸会学院音乐系叶主任），最后才在餐厅集合聚会。在港校友看到学校已经改变了原来对他们的看法很欣慰，对学院领导的关怀倍感温暖。学院的这一举措，得到在港校友的谅解，由此打开了局面，随后在境外校友陆续地回国旧地重游；有的回母校讲学；有的会见领导和导师；有的探亲访友。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浸会学院音乐系主任叶惠康博士，他不计前嫌，率团回学校访问，并签上了今后两校互相友好交流的协议。
我们俩人在香港逗留期内，还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参观访问，得到该系洋主任和秘书曹先生的接待。另外我们还会见了香港“通利”琴行的李子文总裁，得到了李先生的热情款待，同时我们定下了购置我院第一架演出用的大三角琴“斯坦威”，还获得了购置管乐器的优惠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