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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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8日，中共中央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主动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大的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第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主，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宣言还明确表示：“红军将士，愿往委员长领导之下，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蒋介石7月17日发表庐山讲话：“……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发展，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军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抗战爆发后，兵工单位要撤退，上海及沿海民营工厂需要撤退，机关、学校也需要撤退。从东南沿海到四川无铁路可通，公路运量太小。
长江，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战略性大撤退的艰巨任务。长江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鸦片战争后第一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是在长江江面上签订的。此后，长江内河航权丧失。洋人的商轮和军舰肆意在江面上横行，屡屡制造惨剧。现在日本变本加厉大举入侵，其罪恶目的是想亡我中华。面对战争苦难的来临，长江航运职工意识到，抗击日军入侵，需要大后方工业和人力的支撑。沿海、沿江及各地军工、民用工业的西撤，是事关抗战成败的战略性任务，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长江儿女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招商、三北等一批江海大轮活跃在镇江、南京至武汉、宜昌一线，民生公司少量船舶在中下游，其主要运力承担了最为艰险的川江一线；而每一航段都有广大木船船工参与。广大海员和船工们在上有敌机，后有追兵的恶劣环境中，把一批批作战部队运赴前线，把一船船战略物资和人员撤向大后方。
蒋介石对长江大撤退，没有拿出什么有力措施，他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把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委以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职务，他认为有了卢作孚，战时水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小学毕业后未再升学，通过刻苦自学，16岁那年就公开出版了自己编著的《卢思数学难题解》。辛亥革命后，卢作孚开始研读国内外进步社会科学著作，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先是主张“教育救国”，1924年前后萌发了“实业救国”思想，以成功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乡村建设”而著名于世。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
卢作孚不负众望。对繁重的任务，他视之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机会，是展示公司服务质量的机会。因此，他举重若轻地化解了一个个困难。国家大事，他不马虎，细小事务，他也不拒绝。八万吨兵工器材，是要运进四川的，孔祥熙的奶牛、晏陽初的钢琴，也都不能掉以轻心；一批批伤兵和孤儿，在客轮上都安排有一席之地。而在指挥船队西撤过程中，他为减少民生公司船舶打差，提高转口港站通过能力，谋求公司的发展，增加公司的经济收入与节约开支，使公司正常运转，费尽心力，付出了更为异常的劳动。
与卢作孚处在同一条长战线上的，还有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和汉口航政局长王洸。沈仲毅时任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主任，他直接指挥数十艘江海巨轮，承担起武汉大撤退的历史重任。武汉失守后，他又转入湘江、沅江，成功开辟湘宜航线，使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再度由湘西迁川(后宜昌失守，器材未能全部进川)。
1938年初，长江航运已处于极度紧张时刻。年轻的航政专家王洸，由交通部船舶科长提任汉口航政局长。5月，最高军事当局决定下沉16条江海大轮阻塞田家镇航道，构筑长江第三条封锁线。卢作孚建议不用沉船办法，以保持武汉撤退运力。但是不沉轮船沉什么?张嘉璈和卢作孚两位部长苦无对策，商之王洸。王建议并承建四艘大型钢骨水泥船接替轮船，挽救了16艘大轮，确保了武汉撤退的运输能力。以后，他又建议并领导宜昌航政办事处承建了川江机械绞滩站，使一批中下游大小轮船凭绞机之力，通过险滩，进入川江；而大批木船更藉此上滩，使一批批军工、民营厂矿器材越过险滩，到达重庆。
被誉之为“迁厂之母”的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官员林继庸，与长江素无干系。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7月28日奉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派遣，前往上海动员并组织领导民营厂矿西撤，从此与长江航运紧相联系。其时轮船吨位大部分为军方占用，由此林继庸成为长江木船的最大雇主。
在整个西撤运输过程中，最为紧张的当属1940年6月上旬的宜昌第二次紧急抢运。日军直逼宜昌时，宜昌尚有万吨器材尚未西撤，仅仅在一周时间内，在陈诚的督导下，由童少生指挥民生公司的4艘轮船紧张的抢运这批物资。随着形势的紧迫，最后抢运的船只和航线又有调整，航线再行缩短。紧邻宜昌的三斗坪南沱滩头，堆满了装有各种器材的大木箱。最后，民生公司派船将抢进三峡的这批物资由三斗坪接运到重庆。
六七十年前发生在长江上的这一波澜壮阔的运输事件，是长江航运历史上最为辉煌而悲壮的篇章。它的成功，使多个工业中心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耸立了起来，奠定了对曰作战的物资基础，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长江儿女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功绩不会被遗忘。
首战告捷
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介石进言：“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蒋介石也说：“我国抗战之能否胜利，全视交通运输之有无力量。”
由于战争是在长江线展开的，极需船舶支撑。江阴封锁线构筑后，长江上200到4，300吨(总吨位)的船舶共一百艘，加上更多的二百总吨以下的客货轮和拖轮，以及千万艘木帆船，它们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性大迁徙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8，13”淞沪会战开始后，9月间川军东下，民生公司将川军运到宜昌，宜昌到汉口，由湖北省船舶转运，下游由大班轮接运开赴华东前线。
沪战开始后，长江船舶的支前与后撤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长江中、下游有74艘200总吨以上之轮船，竟然忙得还不够支配。招商局有时处于无船可派的境地。
长江水运对抗战之作用，日显重要，有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