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写诗意味着做一个哑巴?]苏州哑巴生煎曝光
时间：2019-04-24 03:24: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广州写诗和在别的城市写诗有什么不同吗？ 回答是肯定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从1993年10月离开乌鲁木齐来到广州——到达的那天，刚进出租车，就从朋友那儿听到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自杀的坏消息——漫长的、麻木的十多年过去了。激动的日子白金一样稀少。留在记忆中的与诗歌相关的“事件”和活动，大致有这些：在我来广州后供职的第一家单位《东方夜报》，为了编发纪念顾城的一两篇稿子，我和庞培与编辑部负责人意见相左，发生争执；1994年，在《周末画报》做编辑，正赶上这家曾经以漫画“乐叔和虾仔”热销海内外、发行量一度高达一百多万份的报纸的最低谷时期，我竟然争取到一个文学版，这个不起眼的文学版发表过柏桦的《鲜宅》（很久以后出版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一章）、陈东东等人的诗歌，还有我从英文转译的一篇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很快，邵忠接手《周末画报》(十多年后，它取得了广告过亿的令人眼红的商业成绩，发行量却只有区区几万份)，文学版的美梦化作泡影；有一次，在林和村的出租屋里（1995年和1996年，我在这里涂抹出许多诗歌作品）招待朋友，酒酣耳热之际，我给他们朗诵了自己的几首诗；参加过三四次诗歌朗诵会，其中两次是黄灿然主持——每次他都特意从香港赶过来。还有一次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赞助，邀请到了食指、柏桦、梁小斌和黑大春等多位诗人的名为“诗人的发声”的诗歌朗诵会。大部分时间里，我的诗人身份是隐蔽的，像一棵树在灰濛濛的玻璃幕墙上的模糊投影。我也从不为此焦虑，或者说这份焦虑落到了心中很深很低的地方。我的诗歌一直躺在抽屉和电脑里，仿佛是活着的遗物，我的读者几乎只是我自己，实际上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惦记它们修理它们——我总是匆匆忙忙写下一堆草稿扔在那里，而它们作为半成品在那儿一躺就是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和我不那么热衷于交际的性格有关，更和这座城市的“本性”有关。说到底，比起成都，比起南京，比起杭州，比起上海，比起我呆了九年的乌鲁木齐，广州是诗歌版图上最遥远的“外省”。
在广州，小姐们总是兴高采烈去上班的——在林和村，她们穿着黑裙子，灵巧地横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可以无所顾忌地展示自己的身份。她们甚至会在公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怂恿千里之外的姐妹到这里来做生意。在广州，诗人没那么好的兴致，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器和服装批发市场，这座无人认识六祖慧能的排着队吃海鲜排着队买房子的城市，这个昼夜聒噪永不消停的大工地(聒噪到了市长出面向市民道歉的地步)，是不需要诗歌来点缀的。诗人的声音，一直都在诗人的喉咙里，无论抒情还是愤懑，都只是一种嘀咕，都只是喉结的一阵神经质的上下滑动——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显示出力量，而2002年的那次朗诵会取名“诗人的发声”，也许是含有深意的。
在新疆的那些年，我和几个朋友办过一份《先锋诗报》（只出过一期）和一份名叫《大鸟》的民刊。那时我有大把悠闲的时光，有众多可以交往的朋友：写诗的谷文通（同时写小说，画达利风格的油画）、刘亮程（后来以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令人刮目相看）、陶若凌（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她是中国最具天赋的女诗人之一，可惜后来长时间停止了写作）、沈苇、周军成、北野、郭晓亮和阿苏，写小说的李云帆（他最早将杜拉风格“移植”到汉语中）、叶尔克西（用汉语写作的最优秀的哈萨克族作家）、李威、张功臣、徐庄（了不起的小说集《废黄河》的作者）、尹俭（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阿里服役，他的小说风格诡异，具有雄奇的想象力）、赵春生（锡伯族音乐家，迷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很多年后我拿到他的小说集时，他已不在人世）、傅查新昌（他最早的秘密武器，是我推荐给他的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读了这个美国人的小说后，他的小说立即变成安德森式的了），还有把自己在地下室关了半年写出一部堪称“一个人的小文学史”的《一口气读完》(2010年再版，三个月后加印)的向阳……
到广州以后，我的身份变得模糊了。骨子里我还惦记着诗歌，但诗歌已经变成一个失散的兄弟。有时候，我知道他在哪里，我能模模糊糊看到他，更多的时候，他完全下落不明。
一个人应该到了晚年才会说，我对这个城市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不幸的是，此时此刻，我对广州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承认，我在广州活得不快乐，我从来没有仔细打量过它像打量一个情人一样，我真的不怎么爱它。
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去，没有变化。我的生活暂时安定了，我有了近万册藏书和几千张唱片，但这一点都不能改变我的坏心情，一点都不能减缓我的对抗心理。这种仿佛在钢铁上涂了一层寒霜的对抗是一种疾病，对写作是极大的毒害，我很清楚，我没有办法。
在广州，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写诗，会像北方冬天里冻住的汽车，需要用一股蛮力折腾好一阵子，才能轰响油门。
想想吧，一年四季的炎热中，一部冻住的汽车。
